华西村当年是怎么富起来的(曾经富得流油的华西村现在为什么负债300多亿？原因很简单)

摘要：曾经富得流油的华西村现在为什么负债300多亿？原因很简单 点击梅山风V2，领略人文·历史·风景！ 华西村的标牌写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当年带头人吴仁宝

曾经富得流油的华西村现在为什么负债300多亿？原因很简单

点击梅山风V2，领略人文·历史·风景！

华西村的标牌写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当年带头人吴仁宝带领华西村农民战天斗地的故事，成为“农业学大寨”进入课本成了典范。“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有分析说，华西村的富裕一号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扶持，有低廉的信贷成本，通过集体经济运作，投资钢铁、烟草、房地产、金融这些产业成本更低。

此外，村庄一个法宝是，通过“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的方式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华西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华西集团。华西集团的业务涉及钢铁、纺织、旅游、能源、化工。这几个产业在2010年之前的重化工业阶段还很吃香。但今天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尤其是在酐铁、化工、纺织等领域。这几类的行业企业出现了很大的经营困难，负债率上升在所难免。而且华西村集团转型慢，主营收入让人来自于这几个重工业行业。 曾经富得流油的华西村现在为什么负债300多亿？要知道，华西村因钢铁等产业起家，近些年，钢铁等传统实体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到了不得不选择转型期，如今，华西村发展金融等新产业，并制定了一系列转型战略，涉及银行、债券、期货、基金等第三产业，也涉及新能源汽车、医疗、教育等新兴战略计划，这些产业的盈利相对传统产业利润要高，但这些产业都会面临负债问题，看看好多新产业都有负债问题，这是时代的产物，并不代表缺钱倒闭，在经济学上就是财务杠杆原理，就看如何去运用，如京东，优酷等电商平台不也是融资解决，盈利迟迟不来，还是获得大量投资。

公开报道的数据，2013年、2014年及2015年度及2016年一季度，华西集团营业总收入分别为265.45亿元、274.36亿元、214.63亿元和55.10亿元。截至2016年一季度，华西集团控制的华西集团旗下公司达到208家，总资产541.93亿元。负债方面，截至2016年3月，华西集团总负债389.07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8.78%。其中有息负债245.7亿元。 曾经富得流油的华西村现在为什么负债300多亿？企业资产分为净资产和负债，不要光看负债，还要看净资产。就拿华西村已经上市部分资产来看，总资产114亿，其中负债67亿，净资产47亿。通俗点说有个人首付47万买了套房，房价114万，他是欠了67万，只要还的起就没什么问题。经济浪潮中，时势造就英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华西村多少年來一直都是时代的宠儿，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相信度过难关应该不在话下。同时，华西村也大力发展旅游行业，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吴协恩书记说：“我们华西村到底怎么样，我们华西人最清楚，外面有什么声音，让他们去说，我们华西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曾经富得流油的华西村现在为什么负债300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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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激荡四十年·1978】 - 知乎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象放映室。我是大象。最近我们一直在策划一个个人很感兴趣的大选题。为什么叫大选题呢？因为确实比较大。简单来说，我们想尝试解释这么一件事，从1978~2020，中国是如何崛起的？毫无疑问，我们这几代人都是生活在最热闹的大时代的人，我们感受了历史的巨变，见证了整个社会肉眼可见的经济变化。如果说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一个伟大的开始，那么这个开始首先到的是1949。

第二个节点则是1978。前30年。我们学习借鉴了前苏联模式。也靠着无数先烈们浴血奋战，无数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创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而之后的改革开放，我们走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前淌出了一条崛起之路。

继往才能开来，前与后并不是割裂的关系，而是一次承接，也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我们做这个系列选题的初衷，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在改革开放这条路上，有哪些冒险家和弄潮儿？哪些工程忘人乃至罪犯。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条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的由暗变亮，由窄变宽，以及它又是如何1m1m的延伸至敬。这次的具体计划是这样的，从1978年开始，以每年为一个单位做一个视频，主要讲讲这一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哪些经济、民生、体育、文娱等各个领域的大事件，顺便讲讲整个社会的*势和氛围等。片子全做完了，就算是一个视频编年史。最后要说这个选题一直是我脑海中的一个想法，但真正能得以实施，还是有赖于吴晓波老师的《激荡30年》。下面视频中有大量的资料都借鉴了《激荡30年》这套书，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对这套书做了一个视频化的解读和补充。好话不多说，今天就来聊聊1978年等等。1978年之前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计划经济体，一些物资的生产和分配全部由国家来调控。那时候全国所有的工厂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家计划委员会相当于一个调度室，**相当于总厂长。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一个高度集中的体系中运作着。比如说要开一个煤矿，需要多少木材，多少钱。如何运输，每年要开采多少煤。所有的一切事无巨细，全部要由计划委员会去测算。调控下计划，然后再去和管经济的、管林业的、管运输的部门去协调。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这是典型的前苏联模式。这样的做法开始井井有条，但实操起来最大的问题显而易见，就是前期势头很猛，但到后期就会变得非常没有效率。往往只是一个计划大会就要连续开上好几个月。所以，如果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比喻成一列火车，那这列火车到了1978年已经负重难行，必须要开辟修建新的轨道，而这条新的轨道就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意思，也就是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从之前信赖中央调控的力量改为顺应市场的潮流和发挥群众的智慧。不过这如今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步，在当时则走的小心谨慎，甚至步履维艰。

前面说了，此时的中国是一列正在变轨的火车，而这个过程也必将伴随着钢轮摩擦铁轨发出巨大的声响。不过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此时火车上大部分人并没有听到，只有火车头里的司机和少数居民的旅客意识到了这里。少数居民的旅客就有日后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1978年，柳传志已经34岁，和旁人相比，他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担任工程技术员。他每天上午喝茶看报，和保安聊几句闲天，可别人看着轻松，这种伙伴却让他觉得枯燥乏味。直到这一年的11月27号，他在人民日报读到了一份让他激动不已的文章，文章说的是如何通过科学养猪来增加收益。柳传志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之前养猪挣钱这种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绝对要被割掉的。而现在居然看到在了人民日报上，还大肆宣扬。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信息，柳传志隐隐感觉到国家的气候可能真的要变了。也正是这篇文章，成为了他日后辞职下海创办联想的原动力。和柳传志相比，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当时还没有下海的想法。他那年33岁，比柳小一岁。他的身影之所以在这一年出现，是因为一个叫全国科学大会的大型会议。那时邓小平上任后召开的第一个大会一共有6000人参加，35岁以下的只有一百五十多人。作为当时解放军派出的代表，任正飞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受邀。此时的他没有柳传志那么敏感，还在为父亲的平凡和自己能否入*而发愁。而且他也更不会知道他十年后会来到深圳，以2万元的启动资金创办出如今市值万亿的华为。

1978年的大事有很多，其中有一件就是全面恢复高考。高考其实在1977年就已经部分恢复，不过当时时间很紧，弄得手忙脚乱，所以真正大规模的全面放开则是在1978年。高考的意义不言而喻。国家经历了十年的动乱，急需各类人才参与到生产建设的恢复中。这一年一共有610万人报考，最后录取了40.2万个大学生。他们中大量的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重要脊梁。他们也因为高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与祖国相互成就。比如当年还在辽宁铁路*当工人的，把卫华考入了吉林大学经济系。20年后，这位铁路工人成为了招商银行总行长。北京一七六中学的老师段永基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六年之后，他创办了四通公司，成了曾经中关村风靡一时的传奇人物。还有四川成都的刘永好三兄弟也在那年参加了高考，三人都过了分数线，不过因为出身原因均没有被录取。之后三人办了一个小养殖场。20年后，这些小养殖场不断扩张，成为了体谅新人的新希望集团，兄弟三人也一度成为了中国首富。南方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大学中，黄宏生、陈伟荣、李东生是三个关系很好的同班同学，他们在学校时都很不起眼。但谁都想不到，这三位好朋友日后分别创办了三家公司，康佳、创维、TCL，占据了全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高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就像是一把梯子。其实这些考生的梯子也是中国的梯子，为个人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往上走的可能。当然，高考虽好，但还是有一些企业家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此刻的他们还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上演着他们自己都未必清楚的曲线救国的道路。1978年，四川万县的牟其中还在狱中，他入狱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这位颇具癫狂气质的四川人有着别人无可复制的传奇。医生在前段时间的13幺中，还被许志远评价为用金钱书写人生的当代艺术家、狂想家。牟其中1979年出狱，他没有选择高考，而是办起了一个销售部，之后又把这个小销售部变成了难得集团。再然后就完成了用罐头换飞机的状态，并成为了风光一时的中国首富。

当然，没过多久，他就又获得了一个中国首片的名号，并再次入狱。那一年的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孩子的养父去世了。这个孩子的身世因为凄苦，出生刚一个月就被卖掉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姓，养父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卸了牛。这年养父去世后，他接班也当起了养牛人。放了五年牛，他最终厌倦，于是去了附近回民奶制品厂当刷瓶工，这一干又是足足16年。再然后，他就自己创办了一个小奶制品厂。而这个小作坊日后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蒙牛集团。1978年的南方深圳，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完全吹到这里。

在当时某个建筑工地的竹棚里，有一位27岁叫王石的文学青年十分郁闷。他的工作是广州铁路*工程，五段的排水技术，每月领42元工资，钱不多，但就要忍受着牲畜的恶臭和蚊蝇的叮咬。王石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说道，当时一到晚上，晾衣绳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苍蝇，灯光一照，人都起鸡皮疙瘩。那时的王石是个妥妥的文艺青年，喜欢看书，喜欢学英语，偶尔还去广州友谊剧院听听音乐会。不过，他最想干的还是赶紧离开这个臭红红又让他糟心的深圳。后来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他十分讨厌了深圳，他创办了日后的房地产帝国万科，给无数家庭提供了没有生出恶臭、文丑叮咬但却异常昂贵的房子。再然后，他还是不改文艺青年本性，又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娶了让他后半生鸡飞蛋打的田埔俊。

个人的成长史也许伴随了一定的机会与运气，但整个国家的命运却必须要脚踏实地。尽管如今回头来看，崛起、腾飞、转轨等字眼让人觉得振奋，可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把当时的中国放在世界发达国家的面前来对比，他的现状的确落后的让人吃惊。当时没有私营企业的概念，所有的工厂都归国有，而这导致出来的问题也是全方位的。首先是工人毫无积极性。这一年，《华盛顿邮报》某记者在实地探访桂林一家国营工厂后，曾发表了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文中他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工人们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而这种磨洋工态度的来由也很显然，这是工厂管理制度上的严重缺陷。据他了解，桂林市场有两千五百多名工人，却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而且甚至这个职位还是可以实习的。工人们犯了错，偷了懒也不会被开除，自然是有恃无恐。除工人积极性之外，工厂的硬件设施也十分着急。当时一个日本记者到重庆炼钢厂考察，发现这里最新的轧钢设备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而且他甚至还发现了一台一百四十多年前的设备正在使用。一开始证明记者还以为是看错了，直到工厂负责人明确的告诉他，没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一小七八年，日本还做了一个中国飞机，为什么老是停航的调查结果？顺着航班信息一路找来了哈尔滨，发现这里的机场根本没有水泥跑道，飞机的起落都是在草地上滑行。还有上海的某集成电路工厂，因为厂区内环境恶劣，灰尘太大，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大半不合格，根本卖不出去。另外一位高考的停滞，各工厂里的人才都青黄不接，全县高级。比如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31名技师，他们的平均年龄居然达到了56岁。

穷则思变，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的外交政策上也在这一年陡然转向。这一年7月三号，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一切援助，十天后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与经济援助。而在同一年，我们和昔日的敌人日本、美国的关系则迅速较好。这里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如今回头看，不难体会出其中的深意，我们要发展经济了，要开始向发达国家学习经验以及建立合作。这一年，我们的各大领导人开始广泛的走出国门访问与考察，其中最有代表性、意义最深远的就是邓小平访日。当时的日本经济方面堪称世界之巅。恰逢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遭遇石油危机、经济危机。抓住机会的日企凭借良好的企业管理与技术创新，一举捉到了全球市场日货，一度霸占了全球市场30%的份额。美国人甚至惊呼，80年代的日本人足以买下整个华尔街。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个二战之后被炸成一片废墟之后又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显然很有借鉴和学习的价值。邓公1978年10月率团访问日本，在那里，他见到了真正的科技生产线，双方电视、录像机、传真机、微波炉，以及早就翘首等待着它的日本经营之神，83岁的松下新之助。显然，这次出访让我们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但同时也让我们找到了追赶的目标。另外，邓工这次出访也颇具招商意味。第二年，松下新之助便前往了新中国，并带来了不可估值的合作协议和示范效应。在松下新之助打了头阵之后，其他的日本公司蜂拥而至，日本也成为了第一批来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访日之后，邓公的下一站就是访问新加坡。

访新加坡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想学习他们怎么招商引资。新加坡弹丸之地，却能在各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地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境界，并且很早就成为了亚洲最繁华富裕的地区之一。而这对于决心开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重要的经验。邓公的访问给当时的新加坡**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邓小平是我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这两次访问过后，在年底的中央会议上，对中国经济制度早已深思熟虑的邓工创造性地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当时，他一口气列举了许多城市，其中第一个就是深圳。也是年底，大洋彼岸的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称其为新中国的梦想家。显然，中国这艘巨轮在这一年的年底开始终于要扬帆远航了。

除了以上1978年，最值得一说的地方，其实还有农村。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一小部分根本没考虑国家方向的农民，反而意外成了这趟时代列车上最精明的旅客。并在历史的机遇下引爆了一场宏大的农村改革。11月24号，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普通的农民偷偷签订了一份特殊的契约。他们歃血为是，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些农民态度如此坚决，绝不是没有原因。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效率低，产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甚至每年秋收后，很多家庭都要出门讨饭为生。换句话说，这些农民已经实在没辙了，所以下定决心，不管后果如何，一定要分田到户，自给自足。显然，包干制极为成功，非但没有人因此坐牢，并且第二年就迎来了粮食大丰收，大家交心的公粮还了贷款。

他们的大包干经验还被推广到安徽全省，并迅速蔓延至全国。那张当初看起来极为反古的草屋契约，往后给整个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可谓是深远又巨大。除了小岗村的包干至数百公里之外的江苏华西村背地里也有大动作。富甲一方的华西村一直是全国农村的典型。不过，和小岗村的单干思想截然相反的是，他则在传奇村支书吴仁宝的带领下，走向了集体式的民间公司模式。据吴仁宝自己说，1978年的华西村就已经有固定资产100万，银行存款100万，还存着够全村吃三年的口粮。这样的家庭对于日后更加富裕的华西村来说不值一提，可在当时可谓是令人瞠目结舌。而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表面上的农业之外，背地里其实还有不敢声张的小工业在创收。我在1969年，吴仁宝就已经派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而这个小作坊式的工厂利润惊人，仅在创办了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的产值。和全村所有人拼死拼活创造的农业产值一样。而毫无疑问，这个地下工厂日后也成为了一种特殊的乡镇企业模式的开端。如果说吴仁宝还有官职在身，占据了一定的集体主义优势。那浙江萧山的农民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的涌现。这种模式放在今天简直再正常，不过就是私营企业，而在当时则走的战战兢兢，在违法的演员不断徘徊。

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小时候学过打铁和修自行车，25岁那年借了4000块钱拉上了六个人办了一个农机厂。在那个封闭且严密的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创业的难度简直犹如登天。农机厂，顾名思义，就是要生产农机。可他一开始根本没有原材料，毕业的鲁冠球没办法只能去走街串巷收废铜烂铁，后面东西造出来了，又遇到了政策打压。不过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鲁冠球凭借他的精明与坚韧，还是顽强的活了下来。并且在1978年，他的厂子已经悄悄发展到了400号人，年产值能达到三百余万元。并且令人钦佩的是，这位天才农民企业家早在70年代就开创了基本工资加出勤加按劳分配的计薪制度。并在之后将这套制度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这个之前说到的国营工厂相比，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鲁冠球的故事也极具代表性。这位学历直到初一的农民企业家身上有着大部分中国人的共性优点，聪明、勤奋、上进。

另外，我们还有最后一部分还没讲到，就是招商引资。这一年，我们的经济部门开始广泛地寻求外资引进的合作。中国粮油集团和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人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是可口可乐被获准于第二年1月一号首次正式来到中国。汽车方面，我们也向世界各大车企发出了邀约，希望他们来开拓中国市场，并传授转让一些汽车方面的技术。

第一个来的是美国通用，双方深入谈判了许久，可最后却因为通用董事会的否决，导致合作戛然而止。而另一边，另一个我们更熟悉的汽车品牌也来到了中国考察，并且最终达成了合作，它就是德国大众。这也导致后来的神车桑塔纳风靡一时，成为了一代国人心中的经典形象。讲到这里，1978年也到了尾声。诚实的说，彼时的中国和世界还有着巨大的差距。比如当时离我们不远的东京，繁华程度令人咋舌。而我们则被**呼吁要节俭形式，特别是看到飞机的水泥袋子要捡回家回收利用。还有，当时美国的电视机普及率已经超过70%，而我们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视机为何物。1978年，我们的飞机没有跑道在草坪滑行。我们的轧钢厂甚至还在用一百四十多年前清朝的设备，我们的汽车更是连给桑塔纳配零部件的技术都没有。许多年后，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的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的确，这就是彼时的中国，落后、贫穷。但如今回头看，值得一再庆幸的是，那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是起点而非终点。站在历史的拐弯处，我们这个封闭已久的老国家，再一次像个孩童一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现代化的新世界。并且抱着深藏不露的雄心，朝着目标奔跑。追赶奔跑。总的来说，这是混沌初开又越狱室的一年。在这一年，我们的国家、人民、制度、士气都已经蓄势待发。

不可否认，前路的确依旧难走，但大家都做好了异常坚定的准备，只等待那一声发令枪响，然后开始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历史已经这么一切。1978，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我现在1978听爷爷说，那一年的变化很大很大，报纸上天天讨论着真理的标准。安徽的农民偷偷把地分了，北京城开了一冬天的会改革的属于像春雷一样润发。1978。就亲。好啦，今天就说到这，感谢大家多多支持。

为什么叫七夕

七月初七就是七月的开头夕就是这么回事

什么才是做好乡村振兴的精髓？一起探寻袁家村成功的“真相” - 知乎

有这么一群人，在西安的远郊，不受西安人现代生活的干扰，就过自己传承已久的生活，而恰恰这对于大都市的人，就是一种差异化需求。袁家村售卖的本就是一种原汁原味乡土生活。袁家村的发展逻辑是：“出售乡村生活，把乡村生活作为城市市民的需求点，坚持以村民为主体，把村民组织起来，克服分散经营的缺陷”。

我们从乡村振兴这个话题讲起，乡村振兴，我个人认为在战略上，在理论上，在**上都已非常清晰了，现在遇到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单就一个村的乡村振兴该怎么干？站在县域经济、市域经济、省域经济乃至全国的角度，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五个总体要求都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到一个村的维度，乡村振兴该怎么做，我们发现束手无策、无能为力。那么今天分享袁家村这个案例，实际上就是想剖析一个村有没有路径来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答案，2014年之后袁家村模式成了业界一个流行的概念，袁家村模式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2007年的袁家村是东西一条街南北两排贴瓷片的二层板式小楼，是新农村建设时期村民建的房子，从居住的角度讲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旅游的角度讲，它没有任何景观价值，袁家村搞了十几年旅游，景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十年之后的袁家村，规模扩大了，外来人口大量增加，有了居住小区，房子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二层板式小楼变成现在两面坡的关中民居，从袁家村的东边往西边看，已经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村貌，看上去它就是一个传统村落，袁家村实际上就是恢复了一个传统村落。如果只是景观的变化，不能说袁家村创造了一个奇迹，通过一组数据来说明袁家村乡村旅游创造的奇迹。最初的袁家村不大，只有62户，不到300人，今天袁家村已经合并了其他几个村子，规模扩大了，根据我们的统计，在袁家村汇集的创业主体、投资主体大概有1500多人，袁家村解决了3500~4500周边村民的就业问题，带动了周边近2万农民，通过袁家村旅游发展实现收入增加。旅游成功不成功有两个硬指标，一是客流量，二是旅游收入，2019年袁家村的客流量超过700万，以村为单位的旅游客流量没有能够超过袁家村的，很多大景区客流量突破300万都是非常困难的。

袁家村的旅游收入是多少呢？外界有很多“传说”，有说上百亿，也有说几十亿的，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数据，2019年、2020年袁家村的旅游收入都是5亿左右，主要由袁家村村集体收入、合作社收入和外来投资者收入组成，他们每天的营业额要进入袁家村财务中心的流水，大概是3.8亿左右，但是袁家村村民个人的旅游收入，包括现在存量很大的民宿业主的收入，以及周边村民在袁家村经营的收入没有统计在内。袁家村旅游和其他地方的旅游区别在于它是以村支部、村委会为核心的一个项目，所以村民是主要收益者，去年、前年袁家村村民的人均纯收入已超过了10万元，这个数字在中国农村是非常了不起的。

乡村旅游，三产融合创新者乡村振兴的产业振兴、产业兴旺，重点都是发展乡村产业，如果乡村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产业的发展，那么乡村振兴实际上是没有落脚点的，村民的收入增加、乡村环境的改变都必须以产业为中心，今天，袁家村的产业兴旺了，业态丰富、市场繁荣、生意红火、家家户户有钱赚，实际上袁家村就是具备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商业体系和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三农问题，乡村振兴的创新者拿乌镇来说，乌镇是一个企业运作的封闭式景区，而袁家村则是在原村民生活的村子里开展乡村旅游，全国各地做乡村旅游及农家乐的很多，我们注意到只要在村子里做这些，一定存在无序竞争，最后导致同质化产业。乡村旅游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基本上都是起步于农家乐，止步于农家乐，到现在农家乐还是农家乐，没有大的突破。袁家村不一样，通过把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解决了村民的无序恶性竞争，在一个村子里有效地实现了乡村旅游的组织化。这一点非常重要，能够把村民组织起来，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从陈胜吴广领导的第一次农民革命到李自成的农民革命再到太平天国直至中国共产*领导的土地革命，都是发动和组织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农业问题的核心就是组织农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想在一个村子里把农民组织起来难度非常大，而袁家村在一个没有组织形式的地方实现农民的高度组织化，这点是大家感觉到最费解也是最感兴趣的地方。把农民组织起来，是袁家村能够发展的一个核心点，否则，袁家村不会有今天的*面。

袁家村模式是袁家村*支部和村干部发动组织和带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要**的钱，也没有寻求企业的投资，创新解决三农问题，坚持三产融合发展，坚持壮大集体经济，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初步实现乡村振兴。可能大家觉得袁家村模式非常复杂，很多人在讲袁家村模式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固定定义。90%的人对袁家村模式的定义就是在荒郊野地搞了一条小吃街，吸引人们去吃小吃，从而让乡村旅游红火起来，解决乡村发展问题，其实，小吃街和袁家村模式没有任何关系。小吃街只是袁家村商业板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在袁家村整个商业板块中的占比在逐渐下降。袁家村模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模式，而是重建乡村生活、实现乡村振兴的的经验总结和表现形态。

袁家村模式分两个层面，其乡村旅游商业模式建立在组织模式之上，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合二而一，缺一不可。我们看得见的是它的商业模式，看不见的是组织模式，商业模式是他的表，组织模式是他的里。很多村子早期乡村旅游都很红火，最后为什么失败了？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组织模式，随着商业的同质化，陷入一种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的状态，袁家村通过组织模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袁家村具有旅游IP和品牌价值之后，其乡村旅游商业模式可以部分或总体脱离原有组织模式，在异地复制和扩张。过去有人问，袁家村的商业模式能不能走出去，经过这几年袁家村进城店和出省项目的成功基本上证明这个模式可复制。袁家村商业模式——乡村生活综合体袁家村的乡村旅游做得好，生意红火，市场繁荣，仅仅是一条小吃街带动的吗？袁家村的商业模式事实上就是一个乡村生活综合体，是把乡村生活作为旅游吸引物，达到吸引-稳定-均衡-一定规模的客流量，进而发展乡村产业、乡村度假，最终形成多业态的一个乡村生活的综合体。现在城市市民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已是一种潮流和趋势，能不能提供城市市民需要的业态和产品，袁家村破解了这个问题。

袁家村的主要建筑由贴瓷片的二层板式小楼恢复到今天传统农耕文明的村落形态，可以说这个村落形态恢复是非常成功的。导入当地村民，构建以家庭为单元的经营主体。让村民成为创业主体和经营主体，这样就可以恢复和再现传统的乡村生活，而且内容丰富且复杂。构建乡村生活综合体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当地村民为主体，让村民成为经营主体和创业主体，让村民在原住地展现真实生活，否则就很难恢复乡村生活。恢复活化与生活相关的民俗和非遗，挖掘其衍生品。我们看到很多传统村落的古建筑非常好，因为已经没有了生活气息，游客也只是拍几张照片赞叹一下，很少有体验感，也不愿逗留。乡村生活综合体这种文旅发展模式非常独特，它不依赖于绿水青山和古镇古街这种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也不需要花太多钱去造一个景区，它所依赖的仅仅是乡村和村民，能不能通过创新来发现和利用这些资源，是一个挑战。乡村生活也是极具个性化的，如果能参透这个个性化并且表现出来，那么离成功就更近了一步。

乡村生活综合体和一般的景区建设、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有很大区别，它大大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乡村生活综合体不需要建大门和游客接待中心等传统景区的标配设施。如果将这部分资金转换为经营主体的培训资金或是产业培育资金效果会更好，任何一个项目都有培育期，有硬投资也需要有软投资，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经营能力，促进产业发展。现在很多国家级、省级的乡村旅游项目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人来，但是保持乡村生活风貌的乡村生活综合体就是一个旅游吸引物，同时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乡村生活综合体能够提供的价值，对我们现在的乡村振兴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于袁家村成功的原因，说法很多，有人说是因为有个郭占武书记，他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是个好的带头人，这话没有错，但是我们要问的是郭占武书记是怎样把袁家村做成功的。也有人说袁家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离西安只有一小时车程，但以西安市中心钟楼为圆心，以袁家村为半径（距西安70公里）画一个圆，在这个范围内做乡村旅游的村子少则300个，多则上千家，他们为什么没有成功，距离只是一个条件，不是决定性因素。还有人说，袁家村成功是因为景观价值很大，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村落，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袁家村最古老的建筑就是1992年建的二层板式小楼，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传统村庄实际上是在2007年以后郭占武带领恢复重建的，如果看上去很像具有300年历史的古村落，那说明袁家村的“造假”能力太强了，从恢复一个传统村落的角度来讲，袁家村做的非常成功。袁家村成功是因为小吃搞得好，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小吃街不是郭占武的发明，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小吃街，西安有回民街、武汉有吉庆街、重庆个观音桥，大城市不缺消费者，但在荒郊野地搞个小吃街，这是郭占武创造的奇迹。郭占武用了五年时间把袁家村打造成了一个客流点，客流量达到100万的时候，才出现小吃街。袁家村的起点不是小吃街，而是两家农家乐，今天小吃街已成为袁家村的一张名片、一个亮点，从旅游角度来说，小吃街是吸引眼球的地方，有体验感的地方。很多人误以为袁家村是**投资的一个项目，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在这里我澄清一点，**没有给袁家村旅游项目任何投资，不包括袁家村周边环境的改善，如修建扩建高速公路出口、通道、ETC设施等，**投资修建这些设施也是因为袁家村节假日大规模的客流已经让高速公路无法承纳。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靠**投资发展乡村旅游成功的案例。袁家村的集体经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红火，但进入2000年以后，袁家村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小企业基本上都倒闭了，所以袁家村的起步资源就是集体经济留下来的建设用地，今天袁家村的外来资本非常多，但是这些投资几乎都是在2014年之后进入袁家村的，也就是袁家村的客流量超过300万的时候，所以也不能认为外来投资是袁家村成功的原因。民俗文化是袁家村打的一张重点牌，共同富裕既是袁家村的出发点，也是袁家村的发展结果，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能不能达到共同富裕还需要长时间的验证。

如何理解袁家村的成功？袁家村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解决了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迄今为止还困扰着资本下乡，困扰着**主导的乡村振兴项目以及乡村自己想做的项目。第一，袁家村通过构建一个乡村生活旅游吸引核，解决了远离城市的乡村如何能够导入规模化的稳定客流量。远离城市的乡村基本上都空心化了，很难吸引城市人，更不要说发展乡村产业了。第二，袁家村通过乡村三产融合的方式，解决了把乡村旅游做成产业的问题，让农民参与进来，而且农民能够持续增收。第三，袁家村通过股份合作解决了村民的利益分配，通过二次分配解决了村民的共同富裕问题。简单讲，袁家村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了三大问题，如何让人来？如何挣钱？如何分钱？目前，乡村旅游最大的难题是客流量，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均衡的客流量，乡村产业、商业根本发展不起来。但是人来了也不一定能挣钱，大家不要有这种错误认识，认为只要人来就能挣钱，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西安的兵马俑每年是1000万的客流量，兵马俑设置了一条强制性的商业街，长1.5公里，游客必须穿过这条街，才能离开兵马俑，理论上在这条街开个店，一年有1000万人从你门前过，肯定是赚钱的，但是这条街上却没有赚钱的商户。以村为单位的乡村旅游，就必须解决利益分配问题，必须让村民共同富裕，只是少数人富裕这个村子是走不下去的。

郭占武书记发展袁家村乡村旅游的资源和思路与全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2007年的袁家村是一个空心村，村集体的资产是负，唯一的资源是村办企业留下来的建设用地，郭占武却发现了一种新资源。他认为乡村的传统习俗，村民的日常生活，如果通过一种精心的设计，能够满足城市市民的需求，就是一种旅游产品。袁家村打造了一个关中印象体验地，让西安、咸阳及周边城市群的市民来体验不一样的乡村生活。过去对袁家村乡村旅游的成功做了很多总结，其实乡村旅游的核心关键词是“农民”，也就是乡村旅游的主体是谁。郭占武抓住了这个机会，打了一张农民牌，我们发现凡是搞乡村旅游的地方，几乎都见不到农民，或者不能和农民有深度交流，也就体验不到乡村生活。例如华西村，华西村是天下第一村，其富裕程度毋庸置疑，年销售收入达几百亿，产业主要以钢铁、五金、纺织、化工等为主，到华西村旅游是什么体验？一张华西村村民别墅参观票50元，实则毫无观赏价值。华西村龙溪大酒店楼顶放置斥资3亿打造的纯金金牛，虽然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但也没有太大的旅游和观赏价值，如果花3亿打造的金牛能让全国人去看，现在会有人拿30亿，300亿去打造更大的金牛，甚至是一个金牛群让人去看。我们知道华西发展的非常好，华西村村民生活得非常幸福，但是和我们没有关系，它不卖生活，我们没法参与进去。乡村旅游能够吸引城市人来的理由是什么？有绿水青山、在山区盖个石头房、海边建个海草房、陇东有地坑窑、南方有竹楼、北方有雪屋等等，这些能不能作为旅游吸引物？城市市民在周末、在节假日可能会去一次，但不一定再去第二次，这样的旅游吸引物想吸引大规模客流，让城市市民反复消费的可能性不大。列举这些例子是想告诉大家，乡村旅游正在走入一个误区，做一个吸引眼球的项目，节假日和周末可能能够引人来，但是平常很难。

袁家村的核心价值（旅游吸引物）是什么？袁家村的旅游吸引物是什么？总结下来就是：恢复了传统关中民俗，重建了关中乡村生活。袁家村不卖景观，更不花钱造景观，它就是把村民和村民的生活作为旅游资源吸引城市人。所以袁家村旅游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它包括了乡村、村庄、村民，城市市民下乡来找乡愁，来体验民俗，来体验和村民交流的那种人情味儿，在袁家村都能实现。

袁家村乡村生活综合体的特征：村是景区、家是景点、村景一体、全民参与、进村入户、交流无碍、看所想看、问所想问。在中国的乡村卖乡村生活，让城市市民长时间、多角度、全方位、零距离来体验乡村生活的真实性和独特魅力。袁家村的个性与独特性就在于此，袁家村发展的这13年，相当于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总导演是袁家村*支部书记郭占武，村集体是制片人，全村老百姓是本色出演的演员，他们不需要化妆，只要根据郭占武的设计来恢复他们的传统生活，袁家村的观众（游客）越来越多，而且不自觉的变成这部连续剧的剧中人。袁家村的发展逻辑：从乡村生活到乡村生活袁家村出售乡村生活，其发展逻辑就是从乡村生活到乡村生活，袁家村把乡村生活作为城市市民的需求点，坚持以村民为主体，把村民组织起来，克服分散经营的缺陷。迄今为止，不论是大寨的陈永贵、华西村的吴仁宝还是袁家村的郭占武，一个村要想把村民组织起来就要有村民领袖，什么是村民领袖？听*指挥，为群众办事。村民组织起来之后，就必须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产业兴旺，就需要三产融合发展，单纯种地搞一产不挣钱，搞二产加工难度也很大，从三产做一个突破口，搞服务业，旅游先导，乡村生活是袁家村区别于华西村、小岗村和其他所有乡村旅游的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是袁家村活的灵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魅力。袁家村乡村生活综合体的意义对于袁家村乡村生活综合体的意义曾经有一个阶段我们也认为是小吃做得好，后来认为是房子盖得好，最后才发现最有价值的是我们把村民组织起来了，实现了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乡村生活在中国是一个超级IP，袁家村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它的旅游客流量持续上升。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乡村生活综合体，它完全是郭占武的个人作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没有任何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参与，没有**投资，村子里没有**痕迹明显的标牌、标准化的景观，也没有外来资本，郭占武带领父老乡亲组建了一个团队。很多人认为袁家村花了很多钱，实际上只是花了40万元把两家农家乐变成39家农家乐，客流源源不断而来，策划、规划设计都是郭占武独立完成的，规划图在郭占武的脑海里，而且在不断调整、不断完善，当年建设、招商、运营都是由村民自主完成的，没有借助高端人才和专家团队。

袁家村老书记郭裕禄在农业学大寨时代是陕西的一面旗帜，搞村办企业的时候还是陕西的一面旗帜，但2000年左右袁家村的产业基本上都被淘汰了，袁家村从一个烂杆村到富裕村，再到空心村，2007年袁家村发动乡村旅游的时候，郭占武打破常规，完全依靠村民，在村子里边做了一个乡愁版的袁家村，袁家村的作坊也好，生活形态也好，都是村民自己来完成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到2012年，袁家村的客流量就超过了100万，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参与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非常了不起。但100万可能是袁家村发展了一个瓶颈，所以在这之后袁家村吸引城市市民下乡，文创青年、时尚达人来参与袁家村的经营，袁家村从一个单纯的乡愁版袁家村，逐渐过渡到一个多业态并存的状态，具有更多时尚元素和城市元素。2014年之后，袁家村基本上是一个成熟的小镇了，因为外来资本太多，袁家村扩充了，不仅有核心区，还有了回民街、书院街、大酒店、游乐场，新项目越来越多，袁家村的客流量也在持续大规模上升，2019年突破了700万。袁家村乡村生活综合体既要感谢袁家村村民最早打造的乡村生活核心价值，又要感谢后来城市市民下乡、资本下乡让袁家村业态更加丰富，更加适合游客和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

2017年袁家村的客流量已经超过了五六百万，长远发展是不可能靠游客增量来实现的，所以袁家村现在逐渐向乡村度假过度，更多的民宿进入到袁家村。2015年袁家村把餐饮、农副产品、小农贸市场、小作坊、茶楼、戏楼等袁家村的生活方式直接搬到了西安最高端的商业综合体，截止2019年年底，袁家村的进城店已经开了19家，营收接近3亿。2016年袁家村成熟的乡村旅游商业模式已经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张和复制。西宁、郑州、同盟古镇、忻州古城等地都复制了袁家村乡村旅游商业模式。“袁家村来了”成为一个口号，过去我们看到“碧桂园来了”、“恒大来了”、“万科来了”，这些让城市生活改善提升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焦虑，但“袁家村来了”不一样，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未来乡村生活一定是城市市民更加向往、更适合人居的生活。

今天的袁家村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两大产业。一个品牌就是袁家村这样一个以三农为内涵的农资好品牌，乡村振兴战略让这个品牌的含金量越来越高。未来袁家村重点发展两个产业，一是旅游产业，也就是在全国各地依托大城市或者城市群来构建乡村生活综合体；二是袁家村的健康餐饮和农副产品，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来形成大规模产业化。小吃街：捷径还是陷阱天使还是魔鬼袁家村的小吃街有三大特点：袁家村小吃街是一个农民创业平台，经营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当地农民；袁家村小吃街所有食材都来源于村里的加工作坊，小吃街的一碗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所有食材来源；袁家村的小吃街一百多个店面一店一品。小吃街总会有生意红火的也有生意不好的，但大家都能友善、和谐的相处，原因何在？因为通过二次分配解决了利益平衡问题。除此之外，袁家村还建立了一个食品安全诚信体系。

第一，袁家村构建的是一个农民创业平台，投入成本非常低。第二，袁家村在发展过程中牢牢把握产业振兴、产业兴旺的目标，通过市场检验来扶持和培育优势项目，最后把一个产品做成产业。袁家村乡村旅游形成了品牌效应，以品牌带产品，产品产业化之后用三产带二产出一产，这也是袁家村非常独特的发展路径。拿袁家村的油泼辣子来说，去年销售额超过了1000万，油泼辣子是郭占武设计的一个表演项目，一头老黄牛拉着磨盘，头戴手帕的女村民在一旁操持着，辣椒碾碎之后，在上面浇上菜籽油，这就是油泼辣子的一个场景，油泼辣子的香味飘散在街道上，是一种乡愁的味道，很多城市市民愿意体验这样一种乡愁的感觉，也很认可这个产品，逐渐油泼辣子就供不应求了，于是由村民来入股扩大生产规模，就有了加工厂，加工厂需要更多原材料，于是就又建了原材料基地，这就是三产带二产出一产的路径，前提是三产必须做好。袁家村十几年的发展就是一个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一元到多元、由低端到高端的过程。袁家村投资项目分析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在袁家村的业态、产品和投资项目里，凡是农民做的，凡是和乡村生活相关的，凡是和当地产业相关的，和土地产出相关的，都能挣钱。相反，城市市民下乡，外来资本投资，城市的商业带入，尤其那些过剩商业和同质化商业的带入，基本都失败了。

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愿景和结果，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要求那些挣钱多的人把钱分给挣钱少的人。那么袁家村是如何把村民组织起来，它的步骤和方法是什么？

袁家村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步骤、方式和形式用产业化让村民挣到钱。每个村民和其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这就必须通过合作化二次分配来解决分配问题，打造农民创业平台。如果是企业投资农村，收益和农民不挂钩，企业最多给农民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保安、保洁之类，农民早就不满意这种情况了，农民也渴望有自己的生意和发展平台。袁家村发展过程中特别注重发现培育和扶持优势项目，最后产业化。要让大家共同富裕，就必须通过成立农民合作社，让更多村民参与进来。还是拿油泼辣子来说，村民通过入股油泼辣子合作社，成为油泼辣子合作社的股东，最后变成全体村民入股，油泼辣子合作社就成了一种新型集体经济。所以袁家村实现了三变，是一个真正以产业为基础、以村民增收为基础的三变，三变如果没有产业做依托，没有村民的增收就没有价值和意义。袁家村的集体经济也打破了过去那种抽象的集体经济概念。袁家村的集体经济直接对应到每家每户，62户村民，每个人都是村集体经济中的一员，村民具有很高的积极性。乡村发展非常复杂，袁家村也不是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处处陷阱、步步精心，每一次利益分配都会引发巨大的矛盾冲突，人性丑恶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有要喝农*的，有要杀人放火的，还有要投河自尽的，但是在郭占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目标下，村民最终都回归理性。我们也发现村民也不要求绝对的平均，更多的是希望你的发展能够带动我发展。

农村有大智慧，民间有高手，民间有能人，乡村振兴还得回到共产*早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那种状态中去，真正去做农村群众的具体工作。我们现在搞旅游总想花钱造大景观，这很简单，但真正能够把一个农民培养成优质的经营主体、创业主体，这个很难。想做一个有个性又独特的乡村旅游项目，就必须依靠村民。袁家村确实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空心村，如果没有强大的创新能力根本无法实现产业发展，如果不坚持共同富裕也不能爆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袁家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创新者，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践行者。

华西村是怎么富起来的？

华西村过去的历史与苏南传统普通的男耕女织没什么两样，全村资产不过两万元。1969年，吴仁宝书记提出“若要富，靠工副”，利用4间破屋，办起一个维修农具的小五金工厂，当年就赢利5万元，在“全国学大寨”的年代里，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吴仁宝这种敢为人先的作法，为华西的腾飞打下了基础。如今华西成立了江苏华西实业总公司，已拥有48家企业，其中10家是中外合资企业，形成了铝型材、钢材、铜型材、带管、纺织、化工六大生产系列，43个生产门类，1000多个品种，华西工业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83年华西村利用村民们搬进新居后余下的三排六栋平房，改建成4000平方米的南院宾馆。这里有三条古典长廊，客房厅堂采用江南农村的古朴陈设。第二年又在村西南张家港河畔，凿池为湖，垒石为山，建造了农民公园。园内有供模拟表演的牛车水轴、木犁和土纺织机，又别出心裁地造了十二生肖亭、二十四孝亭和“桃园结义”、“鹊桥相会”等大型雕塑。湖上还有六个水阁凉亭，依次为六十花甲亭、七十古稀亭、八十喜耋亭、九十庆耄亭、百岁期颐亭，亭亭都取健康长寿之意。

华西村第一桶金怎么来的？

华西村被称为中国第一村，是通过坚持集体所有制，兴办乡镇企业富裕起来的。

1964年冬，华西村制定了“五个一”的《华西十五年远景规划》，实行以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华西村实行大队统一核算。华西村在1969年就已经有了第一桶金——小五金厂，起步比较早。

2006年全村实现销售超300亿。2010年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2000万元。

华西人的收入是城镇居民的13.01倍，全国农民的41.76倍。2010年，全村实现销售超300亿元。

揭秘|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书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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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村

吴协恩

修养植根于内心；正气直坦于言表；自律坚定于刚毅；豪迈善良于思想。

这是我于萧山航民宾馆再一次见到吴协恩时对他的印象。白衬衫、蓝裤子仍是吴协恩的标配。

握住吴协恩的手，我可以感觉到他丰满、平整、厚实、柔软的手掌很温暖，他的微笑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以至于他不再是那么神秘。

2012年7月，吴协恩当选中共十八大d代表；2017年6月30日，当选中共十九大代表。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有一位好父亲——吴仁宝，其实，了解吴协恩的人都知道，吴协恩所有的成就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90年，他当上了铝制品厂厂长，当年销售量就超过1000万元。

1993年，他实施品牌合作，与云南“玉溪”和江苏烟草合资合作，联合出品“华西村牌”香烟，当年仅“华西村牌”香烟就赚了近千万元。后来，吴协恩又促成与五粮液合作，联合出品“华西村酒”。

1995年，为了响应国家的扶贫号召，吴仁宝打算到黑龙江肇东小山屯村创办一个“新华西村”，从而让更多的人富起来。面对艰苦考验，吴协恩第一个报了名。吴协恩在黑龙江一呆就是三年，他与村民一同吃苦创业.筑起了10多公里引水沟，使3500亩荒地实现了引水治碱，种上了水稻，还办起了工厂，他使当地人均收入从1000多元提高到4000多元，并最终帮助村子实现了脱贫。

2001年，吴协恩开始筹划以“一分五统”方式将周边20个村“并”入大华西，走共同富裕道路。

据数据显示，1961年建村时华西营业总收入5.91万元，2018年底华西营业总收入504.4亿元，增长了85.35万倍；1961年交税0.85万元，2018年底交税14.86亿元，增长了17.48万倍；1961年人均年收入53元，2018年底人均年收入9.05万元，增长了1707倍，华西村创造了中国农村的奇迹。这份成果和吴仁宝父子以及全体华西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华西的天，是共产d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实践检验华西，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每当《华西村歌》响起，吴协恩，总会不经意间，轻轻跟着打起节拍。

朴素习惯是天性使然，是吴协恩吃苦耐劳的特质，更是生活历练的感悟。1982年11月，吴协恩参军入伍，成为某陆军野战军修理所的一名后勤兵。军旅生涯，淬炼了吴协恩吃苦耐劳的品质。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优异表现，1985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d。

2003年，老书记吴仁宝主动提出换任，吴协恩全票当选华西村**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经过10多年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华西产业现已布*全国，走向全球。但在村民眼里，吴协恩还是那个“从不休假的村书记”，工作“蛮拼的”。

吴仁宝在世时，村民都叫吴协恩“新书记”。老书记过世后，村里有同志提出来称呼他为“吴书记”，吴协恩说，还是叫“新书记”吧，一是听起来亲切，二是工作才刚起步。但他心里一直期待，通过毕生的努力，有一天，村民们也能喊他一声“老书记”！

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吴协恩开展各项工作的一大“法宝”，也是这位新书记拥有“高人气”的奥秘。

我多次采访吴协恩，吴协恩有一句话让我记忆很深：“心中有百姓，百姓心中就有你”。

吴协恩说，无论时代怎么变，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理想信念永不变。利他就是利己，不能光想着自己。

采访间，有人过来对吴协恩耳边说“悄悄话”，之后，吴协恩告诉我说：“那位是福建一位很出名的村支书，他给我透露，他的邻村的村支书被抓了，涉嫌黑恶。我感到震惊。在基层工作，一定要紧跟d中央，遵纪守法。现在一两个村官涉黑，影响了我们整个基层的荣誉，一定要警惕。”

担任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会长、全国“村长”论坛执委会会长很多年了，吴协恩有着深深的使命感。

握别时，吴协恩让我多去华西村看看，希望我了解一个真正的华西村。其实，通过了解吴协恩，我渐渐地喜欢上了华西村。

吴协恩，一位正气、正直、睿智、接地气的村官。

“九字真经”赋能乡村振兴

5月26日，全国“村长”论坛第十五次执委会议在浙江杭州萧山航民村隆重举行之际，在此会上，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会长、全国“村长”论坛执委会会长、华西村**书记、华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协恩先生。吴协恩思路敏捷，语言清晰，有问必答，对乡村振兴诠释了九个字。

一、兴

记者：吴书记您好!今天，全国“村长”论坛第十五次执委会议召开，其意义是什么？

吴协恩：简要地说就一个字“兴”，振兴乡村。

记者：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d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中国乡村地域辽阔，情况十分复杂，贵执委会将如何促进乡村振兴？

吴协恩：乡村振兴，不是哪一方面的振兴，而是全方位的振兴。习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了“五个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其意义深远，我们坚定地按照这“五个振兴”积极努力，奋发图强。

记者：能不能举例说明？

吴协恩：去年，我们执委会创新作为：6月份，执委所在的10个村庄，与四川武胜县10个具有不同特色的村庄结成对子，共谋发展；10月份，在山西省长治市振兴社区举办了纪念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周年活动；11月份，在江西举办了2018年中国农村博物馆年会；12月份，在江苏省徐州市马庄村举办了纪念习总书记视察马庄一周年暨蓄力乡村振兴交流会；今年3月份，又在山西大寨村组织召开了“大寨走进新时代研讨会”。所有这些活动，不仅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而且充分彰显了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二、共

记者：目前，全国“村长”论坛不仅是中国村促会最闪亮的一张名片，而且成功打造成中国各地村庄相互学习交流的最大平台。你们打造全国“村长”论坛的初心是什么？

吴协恩：共。共建，共享、共赢。去年举办的第十八届全国“村长”论坛初心是“三共享”：智慧共享、资源共享、经验共享。去年9月份在陕西省宝鸡市东岭村举办的全国“村长”论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村官代表，纪念中国农村改革40周年，共庆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论坛内容丰富、主题紧扣时代，举行的千村对接、“三农”主题报告、乡村投资发展大会、著名村官报告会、少数民族村庄发展交流会等活动，特别是在东岭村，让我们领略到了西部农村独特的地域风貌和乡土人情。

记者：中国的村庄太多，情况各不同呀！

吴协恩：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各地农村千差万别，新农村建设就应该因地制宜，保留当地的特色和差异，如果搞“一刀切”，框定在一个模式内是不会成功的，百花齐放才是成功的。

记者：第十九届全国“村长”论坛设定在哪里？

吴协恩：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张家港是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热土。作为承办村的永联村，不仅经济实力强，而且充满了田园风光。

三、扶

记者：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都是全国的富裕村的村官，对待贫困村，我们怎么办？

吴协恩：扶：帮带扶贫、智力扶贫、精准扶贫，推进了脱贫攻坚。当然，扶贫不是简单给点钱就行的，关键要通过智力培训、产业合作等方式，引导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挖掘自身特色、建造增收载体、实现自力更生。

记者：脱贫攻坚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比较难吧？

吴协恩。习总书记指出，要确保真脱贫，脱真贫。我们要真扶贫、扶真贫。扶贫不是恩赐，而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从2005年在山西大寨村举办第五届全国“村长”论坛开始，我们就开启了对接帮扶模式，15年来积极倡导和组织东部名村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村庄的发展，这已成为执委会工作的常态。2015年在云南丽江十八寨沟举行的全国“村长”论坛上，我们又启动了“红石榴帮扶”活动，动员执委所在村支持少数民族村庄的发展。去年5—6月份，在江苏华西、永联，浙江方林，山西皇城等村庄的支持下，我们携手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组织举办了2018少数民族乡村领军人才培训班，对云南省16个州市、14个民族的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培训，使他们学到了致富的经验、拓宽了自身的眼界、增强了为民的理念。

记者：执委会都参加扶贫工作吗？

吴协恩：是的。像江苏的蒋巷，山西的大寨，浙江的航民、花园，上海的九星，北京的果园、郑各庄，陕西的东岭、晨钟、和平等村庄，都积极参与了“红石榴帮扶”活动，有的与贫困地区村庄合作项目、有的给予免费培训、有的援建学校、有的直接捐款捐物，为共同富裕做出了贡献。

四、好

记者：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农村垃圾,污水整治仍任重道远，未来农村生活会怎么样？

吴协恩：好！建设美丽乡村，打造乡村美好生活是我们的发展目标。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民，而老百姓最需要的其实是健康。保护好环境，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健康。

记者：实现这一目标，村官要怎么做？

吴协恩：抓好干部、抓好带头人、抓好一把手。高质量发展，首先村干部脑子里要有高质量的东西。

记者：怎么讲？

吴协恩：习总书记曾强调：“农村要发展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班子和好带头人！”乡村振兴，关键人的振兴，需要大批人才做后盾。我们执委所在的村庄要携起手来，通过各种方式，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可持续地培养人才，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把‘村’建成‘城’，根本目的是要真正方便老百姓。我们还要进一步发挥和挖掘中国十大名村在基层干部培训方面的经验和潜力，做好村官培训工作，真正达到总书记提出的：“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五、利

记者：据说，村促会的宗旨是“为村庄服务，为村官服务”，为什么？

吴协恩：利，利他的利。

记者：为什么要利他？

吴协恩：利他就是利己，你为别人着想就是为自己着想，你让别人舒服了，别人更会让你舒服。

记者：怎样利他？

吴协恩：关键要有“利他心”。一个人，一个村庄只*限于“我有什么，我想要什么”，这只是小格*；如果能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人或村庄，这才是大格*。老书记为什么讲得出那么多经典语言？因为他有家国情怀，否则小格*是讲不出这些大格*的话的。

六、d

记者：您觉得什么是美好乡村建设的依靠？

吴协恩：d。实践证明：d强则村强、d兴则业兴。

记者：资料显示，您担任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会长、全国“村长”论坛执委会会长很多年了，每次开会都强调d的伟大作用，是不是因为您是华西村**书记？

吴协恩：d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d是领导一切的！过去，农村流传这样一句话：“一个d支部，不如三个老太婆”。有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d支部，几乎成了“老人俱乐部”。甚至有些乡村，由于基层d组织公信力下降，老百姓宁愿信教也不信d。我们知道，上帝是不存在的，西方人可以信仰上帝，我们为什么不能信仰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我在华西村**工作多年，华西的实践充分验证了总书记那句话：“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d！”我想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更多的人，振兴乡村，必须加强d的**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

记者：为什么必须？

吴协恩：d是我们的主心骨，如果基层d组织软弱涣散，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我们农村的干部群众总结了两句话：总书记顶天，村书记立地！这次执委会上，我也号召大家按照d中央要求，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让基层d员能够更加自觉地为新时代d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七、力

记者：建设美好乡村生活并非易事，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实现？

吴协恩：力。我常讲，我们要成功，必须能力要强，定力要足，耐力要久。

记者：力有很多种，比如学习力、创造力、凝聚力，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三种？

吴协恩：您说的力都属于能力范畴。我最近多次观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小平身上有两点对我启发很大：一是他的定力，二是他的耐心。小平曾经回答五个问题，仅用了十个字。女儿问他：“长征时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他说：“跟着走”；问他在太行山时做了哪些事？他说：“吃苦”；评价刘邓大军时，他说：“合格”；从江西下放回到北京，***问他：“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了什么？”他说：“等”；别人问他三落三起、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忍耐”。什么叫定力，这就叫定力！

记者：有能力定力耐力就能建成美丽乡村？

吴协恩：力量是成功的助推器。像耐力，实际上就是要长期行为，乡村振兴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五年、八年就能成功的，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所以，作为一名村干部，一是确立长期行为，自我坚持；二是听老百姓的意见，自找差距；三是有一个好的学习氛围，自我提升。老百姓是最讲良心的，干部为他们做了好事，他们会永远记住；干部亏待了他们，他们也会永远记住。他们记住的不是你个人，而是共产d！

八、转

记者：我看见小岗村、大寨村、华西村等都来参会了，对于往昔创造过辉煌村庄，现在怎么走？

吴协恩：转。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记者：转型其实也是一种改革。

吴协恩：以老书记（吴协恩之父吴仁宝）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当年冒着坐牢的风险，敢为天下先，硬是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之路。像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分田到户”，促进了三农的改革；像以华西村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倒逼了工业化的改革。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事是锦上添花而已。

记者：对于转型，社会上有人讲：“转型是找死，不转是等死”，所以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

吴协恩：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华西村一直是探索者，我们“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解决了“何时转”的问题；我们“到有鱼的地方撒网”，解决了“往哪转”的问题；我们“牵牛牵住牛鼻子”，解决了“怎么转”的问题。最近10多年来，我们大力实施“数量转质量、体力转脑力”的产业转型。从2004年至今华西已陆续关停普线、带钢、棒材，以及华强特钢等10家能耗高、效率低的企业。转型以来，华西钢铁部分去产能150万吨，相当于原有产能的三分之一。同时关掉了两家热电厂，每年减少原煤消耗21万吨。仅从2013年到现在，华西用于冶金、化纤、棉纺，以及海运、海工等企业的技改资金，累计已达21.08亿元，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华西今后就是传统产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三轮驱动”。

九、承

记者：听说您从2013年开始就不拿奖金了，只拿每月3500元的基本工资，您还把上级批给您的1亿多元奖金全部留给了集体，为什么？

吴协恩：承。我一直以老书记为榜样，继承发扬。

记者：谈到中国农村，就不得不说吴仁宝老书记，因为他是华西的创始人，也是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致富之路的人，去年他被d中央、***授予“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您对老书记有什么评价？

吴协恩：他是一个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是一个能够留下思想的人，是一个把幸福留给别人的人。老书记对于时代前进和国家发展节奏的把握非常清晰，就像是打拍子，每个调都对了。

记者：时代变迁，万物更替。传承并非易事，面对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作为美丽乡村建设标杆的华西村怎么办？

记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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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是谁带领发展起来的？

华西村是在吴仁宝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担任华西村的d支部书记后的带领下逐渐富裕起来的。

2006年全村实现销售超300亿，2010年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2000万元。华西村**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营管理之路。

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人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

2010年，全村实现销售超3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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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靠什么致富的？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1996年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全村共有380户，1520人，面积0.96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