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危机的几个特点 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都出现了技术革命，此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达到顶点。危机延续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而且意外事件不断发生。在危
金融危机的几个特点
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都出现了技术革命，此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达到顶点。危机延续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而且意外事件不断发生。在危机中往往伴随着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危机的共同点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人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领域乃至军事领域。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产生，世界经济**格*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结论危机发生后可能经济全球化的高涨期相对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主要基调，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它是由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由资本主义内生矛盾所决定的。虽然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化高潮时期和低迷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不一样。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和较好时机，在这个时期，各级**需要转变那种过度依赖出口和粗放投资的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使经济加快回到自主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而创新商业模型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需要、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和理解全球经济之争新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我认为，现在重新认识熊彼特的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企业的成长和走出低迷的全球商业周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思践悟十九大】十九大确立的“新思想”具有哪些时代新特征_上观新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离不开自身所处的时代性这一重要因素，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必须回答时代演变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代性问题导向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强劲动力。*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确立为*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它具有哪些时代性新特征呢？
新特征之一：“重塑全球化”与“命运共同体”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面临的“新时代”课题就是围绕“全球化”展开的种种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他强调，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他分析道，导致难民问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然而，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反全球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从理论上考察，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呼声可以分为以下两种观点。其一是“后全球化”的观点，其主要观点认为，全球化正在逼近其自身的限度，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随着生产方式由资本空间向非资本空间扩展，总有一天达到自身的限度。其二是“新全球化”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西方百年全球化之所以造成民族主义出现，恰恰是一直以狭隘国家主义为目的，掠夺、霸占、独占、转嫁危机为手段，以倡导全球价值和文明为口号掩盖其狭隘民族主义的用心。“新全球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而不是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利己为我的霸权为理念。
目前“重塑全球化”认知已经成为世界上有识之士的共识。约翰·奈斯比特最近的新书题目就是《世界新趋势》，其副标题则是“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重塑全球化”新就新在从传统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到具有社会主义**内涵的新全球化成为新的世界重塑力量；新就新在以新型投资银行为代表的新经济实体配置；新就新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非欧美国家主导下建立活跃的文化**经济共同体；新就新在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用和平和分享的方式带动社会繁荣以及互相尊重利益和主权的全球合作治理。无论是“后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观点，都承认全球化意味着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在广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化，其中包括人类组织的变化或变革。毫无疑义，经济全球化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然，全球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态是不同的，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顺利有时曲折。
针对新时代的“重塑全球化”使命，中国人的对策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构想和战略创新。习近平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由于高度发展的生产国际化基础上的全面资本渗透，形成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面。在这种新*面下，人们不得不殚精竭虑设法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而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解矛盾，为了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保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整个世界都在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提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回答这一基本问题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命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和问题丛生，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造成巨大不确定性。众多的人们在不知疲倦地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努力，然而旧问题解决的速度似乎赶不上新问题产生的速度。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他强调，从历史维度看，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他明确指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教导人们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在“丝路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民正在逐步扎实稳健地走向世界，从无私援建赞坦铁路到中国医疗队战胜埃博拉病毒、亚丁湾清理海盗、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一直到“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实践，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经验和结论，同时也揭示出它同样是解决世界上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明确提出五个“坚持”的行动方案。他指出在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上，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安全格*上，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发展上，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明交流上，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生态建设上，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五个“坚持”的共同特征就是“治理”，而且是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采纳的“全球治理”行动方案。为了使全球治理取得积极效率，在2016年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号召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他强调，全球治理格*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这就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所谓“靶向治理”，而是形成为一种具有从变革治理行为到变革治理规则的系统性的“综合治理”。可以预料，这种全球治理是一系列标本兼治的行动方案，对经济建设、**建设、文化建设到生态建设各个领域的纵深变革，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社会历史影响。
关于新时代历史使命的新特征，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始终要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必须清醒认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我们呼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处超越文明优越。重申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新特征之二：“美好生活需要”与“美丽中国”
柯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理论“范式”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是“基本假设”和“基本概念”层次；第二是解释层次，第三是操作层次。如果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假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框架，那么其“基本概念”则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建构。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最大特征则是揭示了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新时代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方能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是，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并不比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少，而且当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以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长期被表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条件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新需求新问题不断出现。十九大报告作出重要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这意味着中国人正在由“单向度的人”向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迈进，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中国要全面推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建设，满足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特征，新就新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就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就新在*要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那么，为什么“美好生活需要”取代“物质文化需要”的提法会成为一种新时代的新特征呢？这里存在理论、思想以及日常生活诸方面的认知因素。
首先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存在着一种“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的误读。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指出，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说成是“物质利益决定论”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同时，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人批评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的现象。这两种观点不能说对我国学者没有丝毫影响。对此恩格斯有先见之明，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对于所谓“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现象，列宁也曾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常常给我们加上一个罪名，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否定任何道德。”然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从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呼吁。譬如，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节制，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节制。”“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这方面的理论阐述还有待于我国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创新。
其次是因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思想中，存在着一种“GDP主义”和“一手硬一手软”的误导。当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创新能力、生态环境、民生短板、治理体系和文明水平等，其中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特性相结合的认知因素是一个巨大的原因。抓经济建设与抓环境保护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依然存在，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雾霾、食品安全、饮用水污染、垃圾处理等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在十九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也得到强调，“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认知已经和正在成为我们几代人的重要共识。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现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仍是一个艰巨而持久的历史使命。
最后是因为对人们未来愿景的追求中，存在着一种“商品拜物教”和“理想信念淡化”的误解。我们在批判金钱和市场万能的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必须要积极维护理想。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在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时指出，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被推向极端，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到次要地位。人们高消费的热情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出现了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法兰克福学派则尖锐批评“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造就了人性的危机。在广告的世界里，异性的亲睐、社会成功、事业成就与人生的幸福，所有这一切都不必通过诚实、品格和艰辛工作取得。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我们能不能弘扬艰苦朴素、勤俭治家的优良传统，建立健全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已经是一个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决战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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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不是每十年出现一次？
我是哈哈我来回答
首先金融危机能否从时间上找到规律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先：
1929年至1939年：大萧条
1973-1975年：石油危机
1982-1988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1990-1999年：日本泡沫危机
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7-2011年：美国次贷危机
除去1929-1939大萧条，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基本每10年都会出现一次大的金融危机，每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的时间长短不一。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距离上次次贷危机已经过去将近10年，2020年左右是否会产生新的危机
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危机的7大特征，是否和现在的经济现状合上：
1，经济持续多年高增长；
2，外部资金大量流入
3，国内信贷快速增长
4，普遍的过度投资
5，股票，房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
6，贸易持续逆差并不断恶化
7，货币普遍被高估
以我国为例子，严格意义上来说，1949成立至今，虽然经历过若干次经济困难，但是因为从21世纪初加入世贸之后才和世界经济逐渐接轨，2007年次贷危机又正好赶上中国经济起飞，因此中国压根就还没经历过金融危机。那么能不能合上以上的特征呢，我们先来看
1，信贷是否快速增长
2013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长9万亿
2014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长9.8万亿
2015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长11.7万亿
201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长12.6万亿
2017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长13.5万亿
2018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长16万亿
2008年货币政策从“紧“到“适度宽松”转变之后，当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长5万亿，当时已经惊呼是开闸放水，不过相比2018年的16万亿简直就是毛毛雨，说明过去这10年的信贷增长何止快速，简直就是在坐火箭。
2，是否有过度投资
过去10年最流行的经济模式就是烧钱拿市场，然后融资圈钱，比如风靡一时的共享经济，假*停的生态聚反，暴风一度登上股王，瑞幸咖啡在争议中快速扩张，滴滴快车，美团饿了么外卖大战，拼多多的异军突起，万年亏损的京东。上述这些还是一片红海中杀出来的硕果仅存的成功者，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背后是无数的失败者垫背。2018年P2P的暴雷潮，以及中小银行的高不良率等等，都说明过度投资是确实存在并且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
3，资产价格是否快速上涨
2016-2018年房价的反周期暴涨，这个就不多说了。其实房产只是大家能看到的最大一头，事实上那3年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在疯狂暴涨。唯独股市倒是给摁下来了，所以我非常看好2019之后的股市，现在卖房炒股我是没那个勇气，不过2019敢于这么做的都是真正的大牛。说这个话我不怕打脸，欢迎2020年底大家再来看我这篇回答。
从世界角度来看，美国川普疯狗一样挥舞关税大棒逮谁咬谁，其实从大的来看，有理由推测是在世界经济退潮的前夕毫不犹豫的实施“新孤立政策“。2019年世界各国央行纷纷降息，印度一年还没有过完就已经5次宣布降息，澳大利亚2次降息，美国2次降息，并且大概率10月份第三次降息。菲律宾，秘鲁，新西兰，印尼，俄罗斯，韩国，南非，智利，乌克兰，埃及，尼日利亚等国纷纷加入降息大军。
由此来看，未来2-3年内是否有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来自济有哪些新特点？
一、屡败屡战的美国： 在胶着状态中扑腾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房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揭开次贷危机“大片”的帷幕，也开始了美国屡败屡战的演出。随着危机急剧恶化，先是美国**宣布接管“两房”，然后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雷曼宣布破产，摩根斯坦利和高盛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全美最大的储贷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接管，金融危机达到高潮。一系列败阵之下，美国又是紧急贷款，又是注资，又是降息，又是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作为“大片”中最重要的演员，美联储实施零利率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长时间维持在0至0.25%的超低水平，并两次通过量化宽松、扭转操作等非常规手段，以极低价格向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大规模注入流动性。 几经“扑腾”，美国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新增失业人数降低，失业率开始下降；产能利用率回升，接近危机前的水平；耐用品订单增长开始加速，消费者信心指数近期上扬；房屋销售和开工加速，房地产市场景气指数也有明显上升，房地产行业有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并通过财富效应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总需求。 然而，“扑腾”的总体效果差强人意，美国经济形势总体仍难言乐观。从产出水平看，去年第四季度才勉强恢复到雷曼倒闭前水平，4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增长几乎为零，这比二战以来美国历次经济危机后复苏情况都要糟糕。从就业情况看，今年2月份失业率仍然处于8.3%的高位，如果再加上因迟迟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失业率接近12%。另外，美国今年1月份全部制造业新增订单环比下降1%，贸易逆差环比增长4.3%，显示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美联储正在继续观察形势，不排除屡战屡“扑腾”，也就是年内再度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的可能。 二、屡战屡败的欧洲： 在胶着状态中越陷越深 2009年底，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爆了欧债危机。2011年以来，欧债危机不断恶化，尤以“欧猪五国”最为严重。今年3月初，经过无数次谈判，吸引全球眼球的希腊债务重组终于有了结果，史上最大规模的主权债务重组就此展开。但债务重组只能暂时缓解财政支出的流动性困难，无法恢复财政收支平衡。如果欧洲经济增长依旧乏力，各国继续享受超高福利的“民主红包”，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就无法克服；如果欧元区继续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而各成员国继续维持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各国财政赤字就无法通过债务货币化的合法方式化解；如果欧盟不升格为正式的“欧罗巴国”，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就无法解决(美国作为独立国家，联邦财政与州财政仍是“井水河水”)；如果欧盟各国不是死到临头，也不会同意升格为“欧罗巴国”。因此，希腊危机远未过去，欧债危机远未结束。 欧债危机的第一阶段是主权债务危机，现正步入第二阶段，即债务重组后银行盈利和融资能力下降的银行业危机。第三阶段将是实体经济危机，欧洲银行业将不得不紧缩信贷投放并最终伤及实体经济。为了经济复苏大*，一向稳健的欧央行长时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低水平，并在今年2月底向欧元区银行体系提供超过5000亿欧元的3年期低息贷款，希望以此促使商业银行更多地向实体经济放贷，提振濒临衰退的欧洲经济，还积极购买意大利、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债券，以降低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尽管如此，在导致欧债危机的深层次矛盾未能彻底解决以前，欧洲各国的努力改变不了屡战屡败的命运，只能是在胶着状态中苟延残喘。 三、新兴经济体： 在三面夹击中前进 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虽“风景这边独好”，但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特别是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也不约而同地受到稳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的“三面夹击”。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由危机以前的“高速”增长换挡为“中高速”甚至“中低速”，巴西从前年的7.5%大幅下降至去年的2.7%左右，南非今年增长预计只有2.5%。在全球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美欧不断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的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物价水平上涨、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现象，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通胀压力不小。防通胀、保增长的关键还是调结构，特别是深度挖掘内需潜力、实现产业延伸和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三大不确定因素影响甚至左右着世界经济走势。一是**因素。今年是大选之年，美国、俄罗斯、法国、墨西哥、韩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均要举行大选，5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的4个国家要发生首脑更替，这对世界*势的影响深远。二是社会因素。去年的“***之春”至今仍在发酵，北非、西亚各国各种动乱仍在持续，叙利亚武装冲突激化，伊朗*势走向尚不明朗。三是自然灾害频发，极端天气愈演愈烈。 当下，世界经济唯一能说得清的只能说是“说不清”。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中国要以静制动，“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另一方面，要在内部切实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前提。千稳万稳一句话就是可控，就是不出事。“求”是手段。稳定不是固定，“求”就是要深化改革。坐地日行八**，最大的动就是最大的稳，最大的稳也就是最大的动。“进”是目的，是效果。在稳的前提下，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靠前进解决。 具体的再追问哦
经济危机阶段的主要特征汇总十篇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渗透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因而具有坐标的意义。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标志着资本主义发生了阶段性、过程性部分质变，或标示着资本主义发生了制度性、方向性的根本变化，如1929-1933年以“大萧条”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场；1973年以“滞胀”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当下，发生在新世纪初以金融危机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又具有什么样的坐标意义？是否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或标示着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衰亡？即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为一种尚未定型的变化，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视角，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观点之一：美式资本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开始衰弱以至灭亡。许多人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惨痛的代价再次证明放任自流的美式资本主义的破产，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很可能将进人到更加注重监管与调控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更加注重公平与福利保障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本主义”。齐泽克就认为：“2008年危机标志着福山式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死亡。”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美国品牌受损亟待修补》承认：“自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之后，两个基本的美国理念一直主导着全球思维。理念之一认为低税收、少管制、小**的美国资本主义类型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理念之二则认为美国是全球自由和民主的推动者。”然而，危机后，却“很难估算美国品牌的这些特征已经遭到了何种程度的损害”。法国总统萨科齐指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完了”，他主张建立“调控型资本主义”来取代混乱不堪的世界经济体系。俄罗斯的帕维尔?贝科夫不仅认为金融“涡轮资本主义”已宣告结束，而且还指出“复制今天的西方样板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已经陈旧过时了”。斯蒂格利茨则干脆指出：“美国所倡导的一切经济理念只能远离，不可亲近。世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他强烈主张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监管和调控。同时，澳大利亚**陆克文则认为：“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他主张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极力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中国的何秉孟等也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破产，为这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腾出了生存、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将会有所增强。
观点之二：资本主义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并开启了新资本主义的探索。即使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洗礼，许多人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并没有死亡，还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他们认为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表明世界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其结果如何，却难以确定。意大利《新闻报》亚洲版主编郗士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很可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在经历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很可能会比以前更强大。”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也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死亡，而且活得很好，盖茨说：“资本主义是伟大的。但“纯粹自利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福利性定价的方式建设一种兼顾‘利他’的资本主义”。与盖茨的新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哈拉尔的新资本主义观则认为：“要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一些管理方式，要建立一种民主的自由企业制度。”同时，还有许多西方学者也都认为：金融风暴与经济危机可能催生“新资本主义”，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就是新资本主义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其结果如何，却难以预测，只能由未来的实践告诉人们。
观点之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重新复活。许多人认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在金融风暴的肆意蹂躏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本来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支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运作的内在机理与条件仍发挥着作用，这便给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以新的契机，迅速实现了“复活”。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便指出，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又开始复活了，“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进一步指出：这种“金融垄断资本”已经在全球发展成为一种“全球金融帝国”，在世界各个角落兴风作浪。廖子光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之为“美元霸权”，并解释道：“美元霸权，是指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货币和财政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力和地缘**实力支撑的不兑现纸币，却继续担当全球金融与贸易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又重新复活了，又开始了其疯狂的“圈钱”运动。
观点之四：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没落以至逐渐消亡，社会主义即将要取代资本主义。许多激进社会主义者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在资本主义旧体内长出的“新社会因素”，其性质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即将要代替资本主义，他们还号召组成统一联盟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战争。齐泽克就认为，资本主义面临四种无法克服的对抗性矛盾预示着共产主义必将之取代，“它们分别是生态灾难的威胁、‘知识财产’的共有性与私有产权之间的矛盾，新技术特别是生物遗传学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在资本主义内部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贫民窟、隔离墙等，他们不仅使人们陷人普遍的‘贫困化’，而且诞生了我们时代的革命主体：社会的被排斥者、无家可归者等”。香港经济学家马克?费伯认为，资本主义“最后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知道这会发生在明天，还是5年或10年之后”。詹姆斯·巴雷特则号召“重新建立包括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等力量在内的新的人民阵线”,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战争。2009年11月20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一次国际共产*工人*会议上通过的《新德里宣言》也号召：“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危机丛生，但它不会自动崩溃，因此，共产*和工人*需要在各自国家内为争取广大人民的权利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展开斗争。
通过梳理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论争，可以窥见它的两个基本表象性特征：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这恰恰与后危机时代的时代特质相契合，后危机时代即是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新变化，人们对此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认证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实质上讲，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是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面对经济危机的疯狂进攻，资本主义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适度调整，以消解危机造成的巨大损伤，其新变化主要可表征为：新科技革命的孕育以及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倡导绿色增长，积极抢占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增加国有经济份额，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极力实现经济发展的计划化和有序化；所有制发生新变化，合作社所有制、股份所有制、社区所有制有较大发展，资本社会化进一步加强；阶级结构多层次化，中产阶级开始分化；分配方式上出现兼顾公平的特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制度更加完善；生活方式发生新变化，趋向于储蓄与适度消费等。这些新变化，从本质上讲，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自我调整和改良，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极其内在作用机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没有根本改变，尽管国有经济，股份制、合作社、社区所有制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其所占份额仍十分有限，这就决定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根本改变，也就决定了单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状态，以及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这两个主要矛盾也不可能改变，资本对劳动的盘剥和统治也不可能发生变化，尽管资本主义重新进行了一些华丽的包装，但其内在本质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其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恰恰反过来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些新变化正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也不同于列宁所处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是资本主义自身扬弃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很有可能也是最高和最后一个阶段。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有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和作用机理，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虚拟化、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运作自由化、全球化；金融资本社会化；实体经济空心化；广大劳动群众日益贫困化；经济基础的债务化等。其内在作用机理则是：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表征为一种“宏观经济矩形”即“一边由消费国组成，美国是全世界消费者的终极目标，也包括英国等欧洲国家；另一边称之为‘工厂国’，主要是快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体，为西方的消费经济制造了大量商品；第三条边是资源供应国，专为世界的消费和生产提供资源和能源；第四条边是两个资本一货物出口国，即日本和德国，专为工厂提供设备”。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资本，并掌控全球经济的核心和枢纽，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则是趋向于从事制造业和资源供给，长期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生产与消费时空分离的内在矛盾要求资本、商品等核心要素在全球加速自由流动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动态平衡，这就成为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作用的机理，其本质乃是全球贫富分化、财富占有、**力量，资源占有和消耗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如果这种全球结构性矛盾不发生根本变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根本灭亡。但从长远来看，“建立在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基础上的本末倒置、头脚颠倒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具有决定作用，但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产业资本丧失了它在经济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金融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必然加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金融帝国之间、金融帝国和‘债务国’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破坏性的方式消解全球结构性矛盾，使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充分表明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很有可能是最高和最后的阶段。
从后危机时代这一全球化的新语境来解渎资本主义新变化，不仅可以获得一种新的更为宏阔的视角，而且更能透视出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和深层意蕴：
一、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2009年第一季度的各类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已停止下滑,但复苏尚未开始。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2009年4月提出,世界经济从下降阶段进入调整阶段。也就是说,危机被管理住和经济恢复增长两者之间还有漫长的距离,这一时期,被定义为“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在后危机时代,它们是否能够在保增长的同时求得发展,是事关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在中小企业渡过金融危机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在后危机时代,成本管理应如何发挥作用呢?
时期长短难预料。各类经济数据处于混沌期,部分数据好转后又有下滑趋势,美国经济在低谷徘徊多久很难预测。例如,美国房产销售量以及开工率在2009年3月已经停止下跌,6月现房销售上升3.6%。同时,Conferenceboard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步履蹒跚”,两者在连续两月上升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调。2009年6月,私人家庭储蓄率从半年前的1%上升至6.9%,标志着中期消费信心处于低迷。虽然2009年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3.5%,但银行业与就业市场依旧表现疲软。
经济将缓慢恢复增长。日本央行预计,世界经济将保持缓慢恢复态势,2009后半年,由于美欧经济好转,新兴国家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2010年,因各国内需刺激效果减退,经济恢复势头有可能放缓,但全球经济复苏中断的可能性很小;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会加快。
创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的特征,每一个经济增长周期都有重大的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新产业在支持,危机过后必然产生具有新技术革命意义上的产业创新,需要新产业革命支持新的增长周期。洪银兴认为,参与新产业革命,关键是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以创新型经济迎接新产业革命。
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企业数量占总数的99%,经济总量占60%左右,上缴税金占50%左右,容纳就业人数占75%以上。2009年10月,信息化部长李毅中表示,没有中小企业的复苏,就不会有经济的复苏。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复苏稳定,是后危机时代的重大问题,对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成本管理无疑是中小企业复苏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笔者认为,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的成本管理呈现如下特征。
多数中小企业延续以往经验,仍把成本管理目标单一地理解为降低成本。以江苏常州为例,八成受访的制造业财务经理谈及在危机过后如何进行成本管理时,核心思想仍集中在如何降低成本上。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努力降低产品的料、工、费,从而使得产品的总成本下降;另一方面降低各项管理费用。
仍以前例,财务经理普遍认为,目前成本管理工作重心体现在如何核算清楚每种产品的成本。如某地毯公司的财务主管表示,弄清每一批地毯所耗纱锭的精确成本已经是个难题,更不用谈如何去降低产品的各类耗费了,即便在金融危机下,也无法将成本管理工作做细。
当前世界生产发展的趋势是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最适用的成本核算方法为分批法,即按批次计算汇总每种产品的成本。据调查,我国制造业企业过半数使用品种法,约41.5%的企业使用分步法,只有约5.7%的企业采用分批法计算成本。
MurilloCampello,JohnR.Grahamd&CampbellR.Harvey(2009)认为,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欧洲及亚洲的企业几乎都有减少或取消那些有助于企业长期价值的开支及项目的行为。研究表明,企业为了赢得短期的现金流渡过金融危机,常常放弃长期利益。有学者认为,我国中小企业一方面投资渠道单一,另一方面投资能力较弱。中小企业投资后更关注如何快速收回,而不是着眼于长期战略。
为渡危机,尽力削减各类支出。2009年4月财政部关于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严格控制企业成本,是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举措。在此政策指引下,中小企业已尽力消减瘦身,以缩减工资、管理费用等方式渡过难关。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资料表明,仅2008年上半年,全国就有超过2000万员工被解聘。
理论上说,成本管理对企业而言应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工作。中小企业虽然规模小,但都设置了成本管理的机构,执行成本管理的职能。在接下来一段相当长的后危机时期,笔者对中小企业成本管理提出三大系统要求。
关于危机管理的阶段性理论,总体说来有以下两个观点:米特若夫的五阶段模型是指将危机管理分成信号侦测、探测和预防、控制损害、恢复阶段和学习阶段五个阶段。罗伯特・希斯的4R模型即危机管理分为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四个阶段。以上两个观点中,又以米特若夫的五阶段模型最流行。以五阶段模型为据,后危机时代正对应着其恢复和学习两个阶段。在危机的恢复阶段,危机的损害已经停止,表现为,经济的各项指标停止下滑,学习阶段要求企业分析危机原因,调整自身战略,吸取教训,为迎接下一个旺销做准备。
中小企业应适应危机管理阶段性特征的要求作出成本管理的战略部署。第一,成本管理目标调整。并将成本管理目标从单一的降低成本转为创造利润空间。第二,区分降低成本与节减支出。节俭支出一定能降低成本,但降低成本不一定要节俭支出。有效率、有计划地降低成本而不是一味地节俭支出。第三,成本管理也讲求速度。成本管理应迅速和企业所处的危机阶段相匹配。
企业外部环境是对企业外部的**环境、经济环境等的总称。成本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良好的外部环境能为成本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小企业通常认为成本管理是本企业内部的事,因此割裂了成本管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增加了成本管理推行的难度。
以**环境为例,中小企业的**关联性可以增加中小企业融资的便利,从而为中小企业的成本管理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空间,可使成本管理站在扩大利润空间的战略高度进行项目可行性评价。Faccio(2005)发现,**关系对企业的影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胡旭阳(2006)以浙江民营企业为例,论证了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的质量信号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便利了民营企业的融资,从而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增长。
理顺外部环境,能为成本管理提供更高的平台。笔者认为,首先,中小企业应改变原有思维模式,积极主动与**建立并保持良性关系;其次,密切关注后危机时代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理解并创造条件利用政策;最后,顺应增长模式转型的经济规律,在利用新技术、新能源等方面下功夫。
后危机阶段的中小企业成本管理不应再埋头于危机怎么过,而是为下一阶段新的产业革命的高潮做准备。笔者认为,具体战略计划应重点关注基础、瓶颈、信息化以及人力资源四个方面。
第一,梳理并且优化业务流程。成本管理的效率依附于各项工作具体的业务流程,依赖于实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顺畅。后危机时代经济尚未复苏,中小企业应借此机会打基础,持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以各个部门为主体,以服务产品订单为宗旨,以各项具体工作为对象,调动全员参与,梳理企业的全面业务流程,将业务流程细化、优化继而固化。
第二,区别对待成本管理瓶颈。前述分析可看出,中小企业成本管理的特征之一是基础薄弱,可能存在多处瓶颈。按瓶颈影响力的大小,将瓶颈分为两类:一是制约类,是指该类瓶颈影响成本管理的效率以至于改变了成本管理的目标;二是影响类,是指该类瓶颈仅影响成本管理的效率,不改变成本管理的目标。运用“抓大放小”的原则,解决制约类瓶颈,改善影响类瓶颈。
第三,对ERP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在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管理者为了快速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为经济复苏好转做准备,往往寄希望于上马ERP项目。笔者认为,尤其在危机后期,作ERP项目需要认真作可行性分析。一是因为中小企业是否具备ERP成功实施的基础条件有待论证;二是因为ERP成功实施后的真正效果有待实践。
第四,充分计划人力资源成本。在后危机时代,成本管理中关于人力资源成本的战略应确定为“保工资,保队伍”。后危机时代再执行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的计划是不恰当的,而应注意保存其中坚力量。同时又由于后危机时代周期长短难预测,中小企业不应立即扩大招聘规模。总之,中小企业的成本管理具体战略计划中,应充分考虑人力资源的因素。
[3]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J].管理世界,2006(5):108-112.
中图分类号：F746
中国在过去10年的贸易增长中形成了典型的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中间品进口投入、低技术附加创造、外资加工与生产支撑的特征化事实，中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从本质上说反映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即高储蓄率支持下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主导、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金融危机后，中国贸易发展战略需要向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友好型的模式转变，同时应增强贸易政策与其它政策在总体经济发展框架下的有机黏合。在对我国过去的贸易形势即从政策的层面进行贸易自由化的历程进行一个总体的评估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现代新的战略目标，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提出构建新的贸易竞争力的政策体系框架及相应的具体措施。
一、中国对外贸易转型的特征化事实
中国在过去10年当中，贸易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成为了世界贸易大国。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贸易增长特征，即城市化特征，形成了典型的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中间品进口投入、低技术附加创造、外资加工与生产支撑的程式化特征。归结起来有五个方面。第一，中国的贸易增长主要沿着集约的边际（依靠出口产品的单一数量扩张）实现，而扩展的边际（新的企业进入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的贡献较小。这种增长依靠的是数量扩张，而非质量提高与贸易品种的增加，更不是完全靠地区和产品的多元化的增长。第二，在新型国际分散化生产体系下，中国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比率不断提高。按国际标准衡量，出口“敞口”程度总体保持稳定且并不高。中国在新型国内生产体系中已经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特别在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作用是非常独特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中间产品贸易上的往来不断增加，但从WTO正在进行的以增加值方式估算各国出口贸易额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创造的出口增加值的比重仍然不是很高。第三，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工贸易，这种加工贸易的主体主要是外资企业。中国虽然在这样贸易格*中获得了巨大的贸易盈余顺差，但是利润大多数为他国赚取。第四，中国的出口贸易经历了迅速的结构变化，技术复杂度不断提高，但其真实的出口技术含量可能被大大高估了。从统计上看，有时认为出口的最终产品是高科技产品，但是实际上只是完成了高科技产品在最后加工组装上的环节。第五，中国贸易在爆炸式增长的同时，其贸易条件在中长期内呈现出明显的恶化趋势。我们要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原来的进口商品。归结起来，中国的贸易特征是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中间产品大部分投入，低附加值的创造以及依靠外资企业来进行生产和加工这样的基本模式。
中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从本质上说反映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即高储蓄率支持下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主导、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见图1）。这样的贸易模式与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中所依赖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连。所以我们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说经济“再平衡”，中国未来要面临经济转型，而贸易转型是离不开经济转型这个大环境和制度背景的。
金融危机以后，我国贸易与经济受到了很大冲击，经济发展速度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从形式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从本质上来说，则是对发展模式的一种冲击。在这样的冲击下，我们开始对传统的经济体制作出深刻的反省既而来决定经济转型与变革。中国贸易发展战略需要向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友好型的模式转变，同时应增强贸易政策与其它政策在总体经济发展框架下的有机黏合。
20世纪90年代进行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及加入WTO之前，中国主要是以提供政策激励方式来发展贸易。从早期的进口替代到进口替代中国导向共同结合，再过渡到出口导向。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概念进入经济决策的层面从而使整个经贸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就更需要向内外需求相互协调、进出口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友好型的贸易模式转变，减少对外贸的依赖，同时使储蓄和投资更加平衡，使贸易政策和其相关政策能够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共同的框架下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二、入世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一个总体评估
以下主要从入世后中国贸易政策演变进程、入世后中国贸易政策的主要变化趋势与特点及目前中国贸易政策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三个方面来对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行一个总体评价。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必须科学准确把握、灵活审慎应对。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扩散蔓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依存度较低，因此危机的影响来得较慢。但从**伊犁州(直属八县两市简称伊犁州)和吉林省白城市两地情况分析可看出，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不够牢固，经济抗风险能力还很脆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一)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扩张阶段，但增长的强劲势头开始放缓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经济实现了连续快速增长。如，**伊犁州2005年生产总值增长13.3％，2006年生产总值增长13.8％。但从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年初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伊犁州经济产生了一定冲击，2009年1月，州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58亿元，同比下降19.7％，地方财政收入24553万元，同比增长12.1％，增幅比去年同期减少48.3个百分点，比2008年末减少26.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51.64亿元，同比增长0.6％。工业、建筑业贷款分别下降42％和12.9％，三大经济指标的回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对伊犁州经济的影响。(数据来源：2009年伊犁州统计信息)白城市2005—2008年GDP年均增幅2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40％以上，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年均增幅20％以上。这种情况表明，白城经济已进入加速扩张时期。但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也逐步显现甚至加深。
(二)工业化进入中期初始阶段，但企业运行出现困难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如，伊犁州目前工业化水平开始进入中级阶段，且工业化进程呈明显加快特征。2008年伊犁州人均生产总值达11469元，比2007年增长11.9％，经济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较2007年放缓，由2007年增长26.8％，逐步放缓到25.2％。而2009年1月重点工业生产情况也自2005年高速增长后首次出现了下降。(数据来源：伊犁州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年以来，吉林省白城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4％，2007年高达41.4％。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市工业经济增长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前5个月发展速度呈逐月上升态势，从6月份开始出现下滑，到2008年底，完成工业增加值37亿元，同比增长20％，比2007年增速下降6.2个百分点。影响最重的是汽车配件产业，到2008年10月末，全市汽车配套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仅增长7.7％，低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速27.1个百分点。(数据来源：白城市2005—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此外，冶金、造纸、纺织、服装等生产企业也出现停产半停产问题。
(三)对外开放水平进入全面提升阶段，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难度加大
伊犁州2008年落实招商引资项目312个。一批大企业、大集团落户伊犁，入驻的重要企业达147家，是项目开工最多、力度最大、投资最多的一年。(数据来源：伊犁州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年末以来，伊犁州招商引资工作的难度逐步加大。吉林省白城市近年来由于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2008年，全市引进域外资金200亿元，开工建设千万元以上重点项目206个，总投资1248亿元，完成投资206亿元。已有3个世界500强、12个国内500强企业到白城投资。(数据来源：白城市2005～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年末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在建项目后续资金投入不足。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投资方的融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直接影响在建项目建设进度，有的甚至会暂时搁浅。二是外来企业进入工业园区势头减弱。
(四)特色资源进入加速开发利用转化阶段，但产业升级困难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利用转化进入鼎盛时期，但由于产业升级困难，很难实现优势资源的转换。近年来，伊犁州紧紧依托资源，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农林牧渔业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工业开始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化。2005年以来，伊犁州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整合步伐，优化资源配置，传统产业快速发展。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特色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产业升级更加困难。吉林省白城市主要开发项目有农副产品深加工、煤炭资源开发、风能开发、土地资源开发整理、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到去年上半年，资源开发利用转化形势较好，累计总投资达241.4亿元。但这些项目大多处在建设过程之中，还没有实现投产达产。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这一背景下，白城市能源、农产品加工这两大新兴支柱产业刚刚起步就遇到困难，特别是刚刚启动生产的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还没有开始实施，产业升级困难重重。
(五)劳务经济进入稳定成熟阶段，但农民工返乡问题比较突出
2008年伊犁州农民外出务工人数43.79万人次，比2007年同期增加10.16万人次，增长30.2％，劳务创收13.7亿元。(伊犁州2008年农业统计年报)国际金融危机也给州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末因合同到期不再续签而返回的劳动力比2007年明显增加。吉林省白城市自2008年10月份后，外出的农民工出现了返乡潮。这次返乡农民工呈现出三多的特点，即省外返乡的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多、年龄偏大缺乏技能的多。目前，全市返乡的农民工有7630人，占省外返乡总人数的22.2％。
(六)外贸进出口进入迅猛增长阶段，但质量和水平亟待提高
进入2003年后，伊犁州进出口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国际金融危机对该州商品出口造成一定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出口企业经营成本增大，出口利润不断受到挤压，出口动力明显下降。二是出口加工企业生产量减少，面临有价无市的困境，制约工业经济增长。三是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下降。近年来，吉林省白城市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外贸进出口呈现迅猛增长势头。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白城市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全市去年第四季度工业制成品扣除美元贬值及国内通胀因素，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于零。
面对来势凶猛的全球金融风暴，如何正确认识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是欠发达地区亟待破解的难题。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要立足资源优势，加快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要把优化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成长性好、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转型升级潜力的优势产业和有发展后劲的重点项目上，放在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引进先进设备、扩大内销、节能减排上。今后应重点抓好能源、绿色农产品加工这两大新兴支柱产业，依托资源重点发展传统优势产业，重点抓好工业园区新建企业。通过扶优扶强、扶大扶新，通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推进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产业升级。
要围绕本地资源优势，从市场需求、融资渠道、经济效益等方面，精心论证、包装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项目，真正把丰富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继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集中时间外出招商，以招商洽谈会的形式广泛宣传、广泛推介、广泛联系，充分发挥企业在招商引资上的主体作用。当前，要紧紧抓住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调整结构的历史机遇，精心筛选，主动出击，积极争取国家项目支持。项目争取的核心就是“选得准、会争取、能干好”。“选得准”就是要学会找项目，学会从政策文件中、从横向比较中、从上级对口业务部门和经济需求程度中找个性化的项目。“会争取”就是要有挤、钻、恒、抢的精神，与有关部门联手，安排专人紧盯有望项目，并且善于应变。“能干好”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用精品工程为今后争取项目奠定基础。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多个国家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以完全不同的状态积极迎接了这场危机的严峻挑战，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国际金融危机危及中国之时，中国也呈现出与西方国家类似的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困难*面。2008―2009年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呈现企业订单减少、销售不畅、利润缩减的状况。从沿海向内地、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从出口行业向其他行业蔓延，亏损企业和亏损行业增多，一批出口型企业破产倒闭。城镇失业人员增加，农民工返乡现象突出。整个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GDP增速急剧减缓，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到6.1％，为17年以来的最低。[1]2008年底，*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三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第三，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央、***及时作出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的决定，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政策措施。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重中之重。**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帮企业闯关。此外，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2]一系列力度之大，配套之全的“组合拳”有效填补了内需不足的窟窿。在全球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程中，中国在自身面临巨大困难和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以负责任的姿态，作出了不懈努力。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答卷”上，世界各国人民看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
任何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思考都难以真正破解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奥秘，只有上升到制度的层面，才能真正触及最为关键而深刻的原因。当然，由此出发，也只有上升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层面，才有真正破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危机爆发后，虽然有一些国内学者只从技术层面出发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国内外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从制度的因素而非技术的因素来说明和解释这一危机的深层原因。如有学者敏锐指出，此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极端寄生性和腐朽性达到极点，宣告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破产。[3]事实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又一次外显。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但是也使人们从发生在眼前的事实中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危机产生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从正面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果说思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意义，其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长期困扰许多人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概括地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近些年来，一些人鼓吹中国应该选择新自由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都是希望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破产，在这一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声音虽然已经有所减弱，但仍然是一个正在影响中国道路选择的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生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思想上的联系，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同科学社会主义却渐行渐远。面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以改良主义面目出现的，它本身却又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因为它反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因而不会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权力结构。[4]不言自明的是，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走向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选择一样，选择民主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明，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反映中国国情和时代精神，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形成了其他各种主义所不具有的优势。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坚持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是中国战胜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根本保证。
二、内在优势之一：中国共产*的领导
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也说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的正确领导，中国就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摆脱金融危机的冲击。显然，在面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正是这些特征表现出了西方国家所无法具有的制度优势。
然而，围绕中国共产*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如有人就认为，不取消*的领导就不足以言民主。将*的领导和民主视为水火不容，仿佛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旦烙上中国共产*领导的印记就与民主无缘。中国共产*90年的艰辛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60多年的执政，中国共产*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经济建设、**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执政60多年的历史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比中国共产*有着更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没有哪个政*像中国共产*那样有着丰富的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在优势中，坚持中国共产*的领导是其中的**内在优势。《中国的民主**建设》白皮书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强调，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在2003年2月*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推进**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推进**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特征。”[5](P146)以“三统一”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才找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化。三者之间有机联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不能正确阐释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实践中也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企图将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观念奉为圭臬，作为中国**发展方向的唯一选择，既没有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也没有辩证地对待西方的民主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国情和具体实践，背离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则任何政*模式的制度设计都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6]一些人所鼓吹的所谓**体制改革路线图，其本质和核心就是取消中国共产*的执政地位，这种论调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领导有一个基本前提。这个基本前提是，中国共产*必须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必须始终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换言之，执政地位的维持应该以始终保持*的先进性为必要条件。只有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中国共产*才能始终真正代表全体人民，才具有继续领导和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资格，才能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并不断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必要原则，即中国共产*在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同时，还需要适应人民当家作主的**期待，不断加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步伐。显然，上述两个方面内容应该被视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性任务。
三、内在优势之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是一场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并不是一种对原有基本制度的毁灭性破坏，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的调整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邓小平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7](P399)他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8](P111)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9](P554)2007年10月，胡锦涛在*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10](P25)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意义具有多重性。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未来社会具有起始意义的特征。这个特征构成马克思恩格斯从逻辑上预测未来社会其他特征的起点。[11](P49)他们认为，这个特征是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社会主义就成为奢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现阶段中国之所以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表征。因此，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不论公有私有只要能够创造效益上的利润就可以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公有制经济的意义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认识上，显然并没有揭示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本质区别。因为，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意义不仅在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具有稳定和增加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具有国家转移支付和实行再分配的能力，由此构成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经济基础。虽然当下实践在这些方面有许多值得完善和改进的方面，但并不能由此否定了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多重意义。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经济具有两面性，既具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的一面，又具有剥削性的消极的一面。因此，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需要始终辩证地认识和对待私有经济。换言之，对待积极的一面，需要鼓励和支持；对待消极的一面，虽然“容许”但应该受到“约束”。然而，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劳资矛盾和冲突、两极分化等消极性的一面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全面私有化的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赢得短时期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业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善确实始终需要避免“私有化”和“单一化”两种错误倾向。“私有化”倾向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单一化”倾向的发展则完全脱离了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必然造成两者新的不适应。比较而言，坚决避免“私有化”应该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
四、内在优势之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国际金融严重动荡、世界经济深陷衰退、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确实来之不易。这个成绩的取得，除了上述几个重要因素外也不能不归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中国所确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有着起作用的广阔天地，保证了中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时及时化险为夷。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具有必然性。20世纪初以来，人类所处的历史时代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从历史方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阶段出现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和统治地位、国际**经济秩序仍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条件下，全球化的本质依然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在这一背景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决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渗透进来。这一方面归因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归因为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选择虽然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具有现实合理性，但确实需要面对消极性的后果，这一点在不可避免地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充分地显露出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进入改革开放大发展时期的中国，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实行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得到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卷进了世界经济危机之中。[12]
人民论坛：经过20多年高速增长期以后，我国已经进入了较快的平稳发展阶段。从国际化视野来看，您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怎样的阶段性特征，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时期？和曾经经历过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又有哪些独特的特征？
马克：关于我国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时期，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表述。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认同“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说法。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衡量，大体相当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一般特征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就业增长压力凸显，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突出，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等等。从2003年开始，按汇率折算的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达到这一水平的时间可能大大提前。也就是说，上述一些特征在世纪之交都已经明显出现，并在其后得到强化。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发展的背景不同。一是与市场经济“自然”演进的国家不同，我国是通过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进入这一阶段的，体制性因素的影响非常重要。二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各种要素整合具有深刻影响，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矛盾与挑战有明显的特殊性。三是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与整合与其他国家在相同阶段所遇到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发展与国际经济走势相互影响和渗透力大大超过从前。这些不同的背景，使我国这一阶段的发展既充满机遇，也面临重大挑战。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走势判断上的许多分歧中观察到，对不同角度侧重，就会得出不同的判断。重要的是客观面对，具体分析。
“中国不会出现复制那场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