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续资治通鉴讲的是什么？ 续资治通鉴编作者毕沅，清朝人，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
续资治通鉴讲的是什么？
续资治通鉴编作者毕沅，清朝人，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文字简要，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成书二百二十卷，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其中北宋部分较为精确，元代部分较为简略。续资治通鉴长篇：作者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於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简单来说，续资治通鉴所记历史长，从宋到元都有，记述比较简要，续资治通鉴长篇只记载了北宋一朝，但篇幅很长，记载非常详细。
《资治通鉴》简介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的内容以**、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开篇说了什么？
有内容，有态度，有格调。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家司马光历时十九年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史实。作为一部鸿篇巨作，《资治通鉴》的开篇，竟然是从一件看似很普通的事件开始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晋国的三个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想封谁为诸侯，完全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但司马光为何如此小题大做呢？
天子的职责是什么？就是维持纲常秩序。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安宁，靠的是正名分、讲规矩，而规定这一套**规矩的规范，就是“礼”。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而诸侯除了定期向天子进贡（纳税）外，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跟随天子出兵征战；同样，诸侯将土地分封给大夫，大夫对诸侯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以此类推。通过“礼”的这种规定，确立了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名分”：上下有礼，尊卑有序。名分定了，社会才能有序发展；一旦名分乱了，社会秩序也就乱了。
而当时的晋国，国君大权旁落，实权控制在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家大夫手里。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最后剩下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家，其中又以智氏的势力最大。在三家分晋之前，晋国的大权已经落到了智伯手里。智伯文武全才，但为人狂妄自大、贪得无厌，不把其他几个家族放在眼里。他无故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当然不愿给，但家臣段规劝他说：不如给他吧，他尝到甜头后肯定又会向别人去要，一旦得不到就会刀兵相见，那时我们就有机会了。于是，韩康子给了他一个万户人家的大县。智伯很高兴，又去问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也不愿意给，他的家臣任章劝他：“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给他吧！于是魏桓子也给了智伯一个万户的大县。智伯又问赵襄子索要土地，但这回赵襄子不干了。智伯便率领魏、韩两家去攻打赵襄子，可魏、韩两家却反戈一击，联合赵襄子把智伯消灭了，智伯的土地反过来被三家瓜分了。接着，韩、赵、魏三家又派使者去觐见周威烈王，要求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没想到周威烈王竟然答应了，正式分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对于周天子的这一举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魏、赵、韩三家，原来只是晋国的大夫，晋国才是正儿八经的诸侯。现在这三家公然私分了晋国的土地，而周天子竟然还予以承认，这不是魏、赵、韩三家在破坏规矩，而是周天子自己在破坏规矩。“礼”被破坏了，“名分”乱了，将来谁还会尊重天子呢？恐怕从此要天下大乱，没有规矩了。事实上，正是以三家分晋为标志，中国历史真正进入了“战国时代”。
当然，司马光所说的“名分”，是一种建立在专制社会基础之上的身份等级关系。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什么是礼？礼就是“纪纲”，也就是国家的基本的法律和制度规范；礼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等级名分：“何为分？君、臣是也；何为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显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如此“小题大做”，无非也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道理：国家治理必须要有相应的**规矩，什么人该做什么事，什么事该由什么人来做，都应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有这样，国家和社会才能有序治理，**秩序才能够稳定。如果破坏了这种规矩，就会造成“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的恶果，“岂不哀哉”！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就以兔子为例，阐述过“定名分”的重要意义，他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名分，“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商鞅是从“法”的角度来谈名分，司马光则是从“礼”的角度来谈名分，其实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撇开其中的糟粕性内容，可以看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强调的“礼”和“名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依法确立的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力—义务关系。国家和社会治理离不开必要的**规矩和法律规范，而这种**规矩和法律规范的核心内涵，无非是确立权利—义务、权力—权利、权力—责任等基本的关系。这些关系明确了，**才能稳定，国家才能有序，社会才能和谐，人类才能进步。这，应该也是《资治通鉴》开篇给我们最好的启示吧！
本文选自殷啸虎：《〈资治通鉴〉中的**谋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有删节）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殷啸虎，1959年生，法学科班出身的历史爱好者。1979年考入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成为复校后的第一届本科生。1983年考入本校，攻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留校在法制史教研室工作，后改行从事宪法学研究，并先后担任华东政法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华东政法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馆长等。2008年参加上海市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曾任第十、十一、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在从事法学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以及参政议政之余，依然没有放下对历史的爱好，于1997年出版《盗墓史》一书（这应该是当代**本盗墓史专著），之后又先后出版《中国古代衙门百态》（后改名《古代衙门：中国古代社会百态》再版）、《秦镜高悬：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社会》《公堂内外：明清讼师与州县衙门》等历史著作。近年来在《解放日报》“文史版”和《法治日报》“法学院”专刊撰写了大量专栏历史（法制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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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主要是讲什么？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人大名课来啦！|《资治通鉴》二十讲
《资治通鉴》二十讲（第2版）
刘后滨、李晓菊 主编
ISBN： 978-7-300-27627-4
定价： 45.00
出版日期： 2019-11-15
即将上市
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作为中国传统史学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史著之一,不仅是大学通识教育的最佳读本,也是各界人士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历史智慧的重要津梁。本书选编了《资治通鉴》中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记载,旨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通过对原典的研习与思考,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得到切实的训练与提高。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承担的通识教育大讲堂课程“《资治通鉴》选讲”的试用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和历史文献学专业部分教师编写。
作为一部通识教育教材,已经连续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资治通鉴》选讲”的课堂上试用。针对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选课学生对教材内容及授课方式的反馈意见,我们进行了多次大幅度的修订,努力适应通识教育课程的特点,满足非历史专业读者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史著的需求。
最受人大学生欢迎的校选课之一《资治通鉴》二十讲的配套教材。
一本可以随身携带的人大名师课堂。
所谓历史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如前所述，《资治通鉴》编纂思想明确、编纂原则谨严、体例内容独具特色,因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更有助于人们鉴古知今，获得历史智识。钱穆曾论及“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之不同。他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惟借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作为我国最好的“历史材料”之一，《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贯通古今的编纂体例、以**史为中心的编纂内容、以史为鉴的编纂思想和史论结合的编纂特点。
1贯串古今，会通观察。
北宋初年,中国历代纪传体正史从《史记》到《旧五代史》已有十七部之多十七部正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旧五代史》。（陈光崇.通鉴新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45），并且纪传体史书由纪、传、表、志等不同部分构成，在记事上存在着“同为一事,分在数篇、“编次同类,不求年月”等问题,给人们读史、治史带来很大困难。前文提到，嘉祐年间，司马光曾对刘恕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可见,编纂一部简明扼要、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以取代内容繁富的十七史,实在是时代的需要。司马光顺应这种需要,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工作。
《资治通鉴》是一部质量空前的编年体大通史。它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系统地叙述了上下1362年的历史，在体例上贯串古今、时序分明，在编纂上广征博采、严谨考订，整齐历朝正史,熔铸一家风格,“叙之井井,不漏不烦”,不仅很好地解决了以往正史“同为一事，分在数篇”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同为一事，分载数书”的情况下了极大的提炼、整合功夫，可以做到一书在手,历代大事囊括其中，兴衰得失汇聚眼前,这是以往任何一部史著都无法比拟的。清张之洞说:“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未有能逾之者焉。”
2资治：以**史为中心。
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注重**史，注重从国家**兴衰的角度来梳理、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观察、总结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及其经验教训。早在给英宗的奏疏中，司马光就明确说明了《通鉴》的编纂意旨和取材原则:“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可见,《通鉴》首先是一部**史著作，其核心意旨在于“资治”，为帝王治国、为君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历史借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司马光生前就曾在经筵上亲自为皇帝讲读《资治通鉴》,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把它作为重要的历史教材。作为一部**史著作，《通鉴》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注重记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事迹,对历代重要的**措施、重要**人物的事迹言行都详加记述,使人看到一个王朝如何一步步兴起,又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教训,《通鉴》做到了善恶必书,既记载如汉之文、景以及唐太宗等历史上的贤明君主,也记载了各种昏君恶主;既记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谏官,也记载了很多欺君害政、祸国殃民的*臣和贪官污吏,揭露历史上惊人的**黑暗与腐败,用以警示当世的君主和士人。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通鉴》是一部古代**的治乱兴衰史之作。
第二，大量地写战争，包括对外防御战争、汉族与周边各民族的战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及农民战争。《通鉴》用很多篇幅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等,在记述过程中,对历史上的暴政统治以及贪官污吏对农民的欺压剥削都有所揭露。
第三，重视典章制度的记载，对前代正史诸“志”中关于礼仪、军事、刑罚、职官、食货等方面的内容颇多采录,如西汉除肉刑、曹魏九品官人法、西晋罢州郡兵、北周创府兵制等等。
第四，重视经济民生，对土地、赋税、钱币等经济问题,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和重要的经济措施,一般都加以记载。如三国曹操行屯田制、北魏均田制、唐代租庸调法以及唐代刘晏理财和杨炎创两税法等。值得注意的是，《通鉴》于战争、动乱后的安抚民生、经济恢复之举，十分注意，每加记述。如卷一百五十八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十二月载：东魏丞相（高）欢以诸州调绢不依旧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为匹。魏自丧乱以来，农商失业，六镇之民相帅内徙，就食齐、晋，欢因之以成霸业。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欢命诸州滨河及津、梁皆置仓积谷以相转漕，供军旅，备饥馑，又于幽、瀛、沧、青四州傍海煮盐，军国之费，粗得周赡。至是，东方连岁大稔，谷斛至九钱，山东之民稍复苏息矣。
此外，《通鉴》记事还表现出重经崇儒，注重文德教化的特点。如《通鉴》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五代时期后唐的“九经印版”和后蜀毋昭裔捐资兴学、“且请刻板印九经”（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太祖广顺三年五月）的文教盛事。《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1）载：“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胡三省于此表彰说：“史言圣人之道所以不坠者，以其有方策之传也。”
《资治通鉴》虽然不载文人,但对与国家**、王朝兴衰有密切关系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材料也多有涉及。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资治通鉴》的确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古代**通史著作。
这里我们也应注意到史学家的**思想和作史意旨会影响到史书的选材与写作，司马光保守的**观和“资治”的编纂思想在《通鉴》对重大问题的历史书写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如关于商鞅变法的记载，尤其是商鞅就变法问题与反对派甘龙、杜挚等人的辩论,以《史记》与《通鉴》相比较，会发现《史记》的内容比《通鉴》的详细很多;《史记》中所载商鞅“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一类的变法言论,《通鉴》中都弃而不取,从中透露出司马光个人反对变法的**倾向。再如《通鉴》关于唐高祖李渊建唐、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夺位一段历史的记述，都表现出有违事实真相的曲笔回护，“把李渊写成‘乱世’的忠臣，把李世民写成颇有才干的孝子”，透露其通过历史编纂宣扬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之道，巩固与维护宋朝统治，为宋朝皇帝总结历史经验的良苦用心。瞿蜕园在《通鉴选·前言》中就指出《通鉴》有两个最重要的缺点，一是“主观见解过于浓厚”，另一个是“过于轻视文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与司马光的**主张和编纂目的有关。因此，无论是读史，还是治史，都有必要“知人论世”，对史书编纂者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著述。
3以史为鉴，史论结合。
《资治通鉴》之作，具有明确的“以史为鉴”的目的，其史论结合的编纂方式是实现“以史为鉴”的重要途径。《通鉴》继承了《左传》“君子曰”和《史记》论赞的传统，在会通古今、整合记述1362年史事的同时，还以附论的形式，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论，褒贬劝诫，探讨致治之道，涉及很多重要的**问题，深化了史论的内涵，增强了这部历史巨著“资治”的意义。
《通鉴》共有附论215篇，其中118篇由司马光撰写，即“臣光曰”，另外97篇则选录孟子、荀子、贾谊、扬雄、班固、荀悦、范晔、陈寿、习凿齿、裴子野、沈约、傅子（傅玄）、李德裕、欧阳修等人的议论。《通鉴》“臣光曰”固然反映了司马光的帝王中心论和“礼治”决定论的**历史观，但同时也蕴含了司马光对于关乎经邦治国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分析。综观《通鉴》一百多条“臣光曰”，绝大多数围绕“人君之德”和“致治之道”展开，如：帝王如何对待谏诤；如何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以什么样的标准选官用人，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如何崇俭戒奢，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何力戒骄傲、怠政，慎终如初；如何重视道德风俗教化，建设国富民安的承平社会；如何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对戚宦干政、“朋d”**保持高度警惕；如何以礼治国，以礼治军，维护君君臣臣的**秩序；等等。其中不乏大胆的批评与合理的议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的宋代理学对宋代史学的影响。如在那篇著名的《论唐代宦官之祸》的长篇史论中，司马光深刻地分析了唐代宦官专权的原因。他说：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他进而梳理了唐代宦官专权的形成过程，指出：然则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坚冰至。”为国家者，防微杜渐，可不慎其始哉！对此，学者陶懋炳指出司马光本篇之论“有其针对性”。根据文献记载（《宋史·宦官传》）和学者的研究（柴德赓《宋宦官参预军事考》），北宋建国以后，即曾用宦者监军统兵。庆历以降，宦官居边统兵者渐增，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由于神宗的倚重和纵容，宦官势力更炽。哲宗朝虽然没有宦者主兵，但到了徽宗时期，宦官童贯、谭稹之辈皆握兵权，所受宠信、重用更过于熙、丰（童贯自西北监军到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比宰相，势倾一时），终于亡国。这说明，在司马光的时代，宋代**中隐藏着严重的宦官干政的危机，“倘使不是北宋末形势急转直下，则宋朝很有可能再出现一次宦官之祸”。由此看来，司马光本篇之论蕴含了深刻的“以史为鉴”的意旨，也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优秀史学家的**预见性。
《资治通鉴》自成书后,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千古流传的史学名著,让世世代代的读者从中汲取社会人生的宝贵智慧和有益的经验教训。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我们今天学习《资治通鉴》,绝不限于胡氏之论；我们既可以将经过史学家严谨整理的、具有相当系统性和深度的历史素材,运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法律、伦理等学科的研究和理论总结,使之更加精密，又可以从前代的历史和先人的活动中,获得对当代社会、对自身更加完整清晰的认识，更可以结合现实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分析、提炼有益的成分,使之发挥出积极的借鉴作用,如：重视道德风俗建设的“德治”思想，提倡奖廉惩贪的吏治主张；重视国计民生，把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在人民生活富裕、“家给人足”基础上的经济主张；强调“民心”在**兴衰和社会发展中之重要作用的思想；广开学校，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教育主张；反对迷信附会之说，提倡求真务实的学术与**主张；等等。
《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即用此意命名《通鉴》。“鉴”者，镜也。东汉荀悦说：“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资治通鉴》是传统史学的精华，是常观常新的社会历史的宝鉴，如果我们善加学习、利用，其效必不止于知兴替，亦可以正衣冠、明得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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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点好书 很有必要
资治通鉴是什么意思
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本书记载了赤壁之战，官渡之战，并以此为著名。
资治通吗距很需短仍校鉴百家讲坛谁讲的好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这部书是专为皇帝而编的，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取名，其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治国提供借鉴。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2001年7月9日开播的讲座式栏目，其宗旨是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关于《资治通鉴》在百家讲坛上的讲解，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评价。但一般来说，百家讲坛的讲师们都擅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来讲解历史，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以下是一些可能有用的信息：1.阎崇年：他在百家讲坛上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以清朝正史为基础，通过生动的讲述和丰富的历史细节，分析了清朝十二位皇帝的生平事迹和**作为。2.易中天：他在百家讲坛上主讲的《品三国》系列，通过对三国时尘纳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向观众展示了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3.王立群：他在百家讲坛上主讲的《读史记》系列，以《史记》为基础，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和生动的案例分析，向观众展示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4.姜鹏：他在百家讲坛上主讲的《资治通鉴》系列，通过对《资治通鉴》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和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向观众展扮升示了《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总的来说，这些百家讲坛的讲师们都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教学经验，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来讲解历史，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如果你想了解《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可以尝试观看百家讲坛的相关节目，或者阅读相关的书籍和研究资派缺没料。
资治通鉴讲的是什么内容？
讲的是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的历史，以**、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以**、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资治通鉴里讲圣是什么？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所以叫《资质通鉴》。
资治通鉴写的是什么？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这部书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司马迁之所以编写这部书，主要目的就是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皇帝的决策和作为提供参考借鉴，说白了就是皇帝管理国家和君臣的参考书；书中开头几段提到：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宣扬君臣之分，守礼节这也是这本书另一目的。
《资治通鉴》共294卷，历时19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结束，共16朝1362年的历史。为什么要从周威烈王写起呢？书中写道：周室微弱，三晋强盛，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周朝被后世分为西周和东周，特别是到了东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越来越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在这一时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这件事不仅标志着春秋时期结束进入战国时期，更标志着周王朝的名存实亡，司马光为了突出礼制的重要，以此为着力点作为开始；为什么到周世宗征淮南结束，司马光是北宋人，这个时期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建立了宋朝，所以司马光也就写到宋朝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