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止人民币兑美元跌是好还是坏(美圆贬值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admin 2024-01-12 16:51:10 608

摘要:美圆贬值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是坏事了,减少了多少外汇储备啊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什么叫跌破? 就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比率下跌到某一数值就叫跌破! 首先要说是:

美圆贬值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是坏事了,减少了多少外汇储备啊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什么叫跌破?

就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比率下跌到某一数值就叫跌破!

首先要说是:单就汇率而言,如果看人民币一篮子货币(如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整体而言,其实人民币汇率非但没有下跌,反而上涨了,如兑加拿大币,从之前的5.2:1,升到了4.9:1。这是因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近美元指数大涨,相对美元而言,非但人民币,几乎所有其他货币的汇率都在下跌,而人民币恰恰是跌幅相对最小的。

至于会有什么影响:

1、 对于出口业而言,影响最大,因为大多数出口商品用美元定价,显然是利大于弊;反之,对于进口来说,则进口商品的价格会上涨一些;

2、 紧接着第一点,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人民币兑美元下跌,利弊参半,和出口相关的企业收入可能会有提高;不过,买进口商品就会多花人民币、出国旅游如果用美元的话也会多花费些;

3、 对富人而言,一般而言,弊大于利。因为他们开的车多半儿是进口的、用的商品也有很多是进口的、他们经常出国、甚至他们的子女很多在国外学习等等。

最后再说一句,人民币在可自由兑换之前,汇率不太可能大幅下跌,包括兑美元。

2022年日元兑人民币为什么跌

新冠疫情扩大正在动摇日元汇率。日元的汇率波动开始加大是在新冠感染人数激增的2~3月。从兑美元汇率来看,日元的低点为2月20日创出的1美元兑112.23日元,高点则是3月9日创出的101.18日元。在这个时候,全年的波动幅度就超过了创历史最小的2019年(8.30日元)。在出现避险性的日元买盘的同时,担忧难以筹集美元的美元买盘增加,投资者的混乱导致了汇率波动幅度扩大。

离岸人民币汽难展裂兑美元是涨好还是跌好

离岸人民币上涨是升值,下跌是贬值,所以还是高好一些。兑换人民币的一种汇率。一般来说兑换的美元越多越好,兑换的少了也就是人民币变相的不值钱了。离岸人民币汇率:所谓离岸人民币市场,是指中国大陆之外,可经营人民币存、放款业务的市场。目前最活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香港,其他如新加坡、伦敦、台湾也在积极争取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角色。拓展资料:离岸人民币是什么意思?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的区别:人民币离岸业务是指在中国境外经营人民币的存放款业务。离岸市场提供离岸金融业务:交易双方均为非居民的业务称为离岸金融业务。在岸人民币(CNY)市场发展时间长、规模大,但受到管制较多,央行是外汇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意味着在岸人民币汇率受央行的政策影响较大。离岸人民币(CNH)市场发展时间短、规模较小,但却受限较少,受国际因素,特别是海外经济金融*势的影响较多,更充分地反映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供给与需求。当前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早祥是在资本项下、人民币没有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开展的,通过贸易流到境外的人民币不能够进入到国内的资本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人民币贸易结算,就需要解决流出境外的人民币的流通和交易问题,使拥有人民币的企业可以融出人民币,需要人民币的企业可以融镇历入人民币,持有人民币的企业可以获得相应收益。这就需要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使流到境外的人民币可以在境外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上进行交易;使持有人民币的境外企业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融通资金、进行交易、获得收益。离岸人民币市场:因为人民币在没有完全可兑换之前,流出到境外的人民币需要一个市场进行交易,那么对于境外的人民币交易市场我们称之为离岸人民币御睁搜市场。离岸人民币市场当中是:市场决定人民币价格。在岸市场就是:我国境内的人民币交易市场,交易的双方是央行和各大商业银行。基本上是央行决定价格。在这个在岸人民币市场当中,央行一方面作为交易的参与者和各大商业银行展开对手盘交易;另外一方面央行又作为人民币价格的制定者,制定中间价来确定人民币的价格。所谓的人民币中间价:每天早上央行给出的当天人民币的汇率价格,这个中间价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不管前一天人民币的收盘价是多少,央行都可以制定一个中间价重新来过。

关注|管涛:美联储激进加息暴露体系缺陷,人民币国际化有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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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管涛,经济学博士,赣江汇顾问成员、国家外管*国际收支司前司长,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长期从事货币可兑换、国际收支、汇率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的研究,参与了1994年以来中国外汇体制改革的重大方案设计。著有人民币汇率“三部曲”:《中国先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视角》;《汇率的本质》;《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

从去年3月开始,美联储为遏制美国国内的高通胀连续8次加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累计提升450个基点。美联储加息何时休?其紧缩政策将对2023年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可能的影响?

在这一轮美国加息周期中,全球主要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普遍下跌,人民币是全球范围内较为稳定的货币之一。2023年人民币汇率会怎么走?其涨跌将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今年,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又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做客观察者网“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系列访谈,带来深度解读。

观察者网: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2023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对货币政策的描述也由去年的“灵活适度”变为了“精准有力”。什么是“精准”?怎么算“有力”?我们的很多观众和读者可能不是太了解,首先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货币政策的“精准有力”意味着什么?可能会用到哪些工具?

管涛:近年来,我们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总基调一直没变。财政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叫“稳健的货币政策”。但2022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提法,要比2020年底的时候更加积极。2020年的提法是政策上“不急转弯”,而2022年底强调“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具体到货币政策,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描述,也从去年的“灵活适度”改成了“精准有力”。“精准有力”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总量要够,投向要准。总量工具有数量和价格工具,通常大家所熟知的降准、降息属于数量工具,去年都用了。另外,一些公开市场操作,比如7天期逆回购,也是市场流动性调节的一个重要工具,这属于总量工具。

“总量要够”就是要保证广义货币供应和社融的增长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到“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但在2022年底时就没再提了,这意味着对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可能还有更大的容忍度。

“投向要准”意味着我们要更多地用一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2022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金融街论坛年会的讲话中提到,中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长期性工具,一类是阶段性工具。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是长期性工具,目前余额是2.5万亿元。近年来,我们创设了科技创新、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支持工具,这些都是阶段性工具,目前余额约3万亿元。

阶段性工具到期以后是要自然退出的。2023年年初,央行延长了三项阶段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期限:一是碳减排支持工具延续实施至2024年末;二是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延续实施至2023年末;三是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延续实施至2023年6月末。这些阶段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会进行调整。

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好处是专款专用、定向支持、精准滴灌,它能够发挥总量工具不能发挥的作用。比如说2022年第四季度推出的设备更新改造的工具,这一工具一大重要作用是给设备更新改造的企业贴息,降低其融资成本,这是通过降准和降息都难以直接达到的效果。在中国目前的金融环境下,这提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从今年1月份的金融数据来看,我们实际上实现了预期中的“开门红”。其中广义货币(M2)增长是12.6%,这是2016年5月以来的高点;人民币贷款增速也比去年年底有所上升;社融也达到9%以上的增长。按照央行的说法,总体上我们的货币政策,在基准的情形下对经济支持力度要不低于去年。

观察者网:从去年3月开始,美联储为遏制美国国内的高通胀连续8次加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累计提升450个基点。您觉得今年美联储何时会暂停加息?

管涛:在去年11月份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已经对外宣布完成第一阶段加息有多快的问题,后面进入加息的终点利率有多高,以及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持续时间有多长。但是市场在抢跑,普遍认为美联储马上要结束加息,甚至在2023年底有可能会转为降息。

然而,我们看到,今年1月份美国的通胀数据、零售数据、劳动力环比均出现了反弹,劳动力市场依旧紧张,销售也是超预期的强劲。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又开始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重新定价。

我们预测,如果是每次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美联储大概还会加息两三次,如果是重新恢复每次加50个基点,可能就只有一两次了。我认为,大概率会是每次加25个基点,因为美联储一再表示,要评估货币政策累积的影响,以及带来的经济金融的反应,如果加息太快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非预想中的结果。

观察者网:您之前曾经提到,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有四个阶段,您觉得2023年将会进入到哪个阶段,对我国的经济又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管涛:去年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联储的紧缩政策。2022年年初,我参考2014年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经验,提出美联储紧缩对中国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刚开始影响不大,后面就没有影响了。

我认为,本轮美联储紧缩演绎会呈现“四种场景/阶段”:第一阶段是美联储温和有序的紧缩,中国外资流入放缓,人民币延续强势但升值放缓;第二阶段是美联储激进加息和缩表,导致中国阶段性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第三阶段是美联储紧缩力度超预期,引发资产泡沫破灭、美国经济衰退,中国将难以独善其身,人民币汇率承压;第四阶段是美联储重回宽松,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经济复苏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就可能重现资本回流,人民币汇率重新走强。

去年4月我提出,有可能中国已平稳度过了美联储紧缩的第一阶段,即美联储缩减购债,中美利差收敛,中国外资流入减缓,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只是升值放慢。但是随着美联储3月份启动加息,而且开始酝酿缩表将加剧美国经济金融动荡,叠加其他因素影响,中国将出现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进入有涨有跌、双向波动的第二阶段。

同年4月2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破6.4,然后一路震荡下行,到11月初时跌到了7.3附近。所以我认为去年人民币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站在第二个阶段,未来我们有可能进入第三、第四阶段。

2022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以金融市场和跨境资本流动的金融冲击为主,今年除了金融冲击以外,还有可能因为美联储紧缩带来美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从而导致中国外需减弱。金融加实体经济的双重冲击会给我们带来比较大的挑战。

观察者网:2022年全球遭遇了几十年一遇的高通胀,许多发达国家去年物价涨幅创下新高。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的物价保持了总体稳定,2022年CPI同比增长2%,涨幅比年初设定的3%的预期目标还低。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2023年我国是否存在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管涛:根据IMF的判断,2022年全球全年平均通胀率为8.8%,中国的CPI同比增长只有2%。如此看来,中国确实属于物价基本稳定。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在疫情应对时保持了宏观政策的克制,不像西方进行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刺激,造成大水漫灌;第二,中国的疫情应对是稳市场主体,而西方是过度刺激需求。因此,中国是供给的恢复快于需求,总体上还是供大于求,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物价的上涨;第三,面对去年输入性通胀压力,中国采取了一些保供稳价的措施,并且畅通了国内经济循环,这也有助于物价稳定。物价的稳定,不但保障了基本民生,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拓宽了空间。

输入性通胀的高点应该在去年。2022年下半年的大宗商品价格,包括能源价格都已冲高回落,所以说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去年已经有所缓解。这当然不是说今年没有输入性通胀,如果今年地缘**冲突进一步升级,仍然会影响能源和粮食价格走势。

对于中国而言,在物价方面,今年我们首先要防止物价的进一步下跌。我国PPI去年年底开始已经是负增长,CPI(同比增长)在2%左右,核心CPI增长只有1%左右,所以中国物价走势还是比较低迷的。这也反映出国内需求总体不足,因此我们主要防止这方面的压力。

在通胀方面,我国总体通胀仍较为温和,但要关注结构性的通胀。我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高,接近30%,而美国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只有不到10%。

柴米油盐关系到基本民生,是民生大事。中国1月份虽然整体通胀不高,但食品类的通胀还是比较高,对老百姓的生活有比较大的影响。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加大保供稳价的调节力度,保持粮食、能源价格稳定;另一方面,要研究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如果粮食、能源价格的上涨达到一定的门槛后,应对特殊群体实施有针对性的补贴措施,减轻对民生的影响。

观察者网:“稳物价”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对此您有何建言?

管涛:第一,财政货币政策仍要保持克制,要坚持实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防止大水漫灌;第二,要关注结构性通胀的走向,研究一些预案,加大对特殊群体,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定向扶助的力度;第三,针对目前价格走势总体偏低的情形,应加大在扩大总需求上的政策刺激力度,对通胀一定程度上要增加容忍度。

观察者网:在这一轮美国加息周期,全球主要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普遍下跌,相比之下,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远低于欧元、日元与英镑兑美元的贬值幅度,是全球范围内较为稳定的货币之一。您对2022年全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有何评价?您认为2023年人民币汇率会怎么走?其涨跌将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管涛:2022年人民币汇率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影响下,呈现出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的走势。2022年前两个月,人民币还延续前期的升值走势,到3月初升至6.3附近,3月中旬开始冲高回落、震荡下行,9月份人民币汇率时隔两年跌破7,11月初跌到7.3附近以后就开始止跌反弹,12月初又重新升回到7以内。

2023年年初,人民币汇率最多升至6.7,也就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人民币最多反弹了8%以上。去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去年的大环境是美元兑绝大部分的非美货币都升值,所以虽然去年全年人民币汇率跌了8%以上,但人民币的多边汇率实际上只跌了2%-3%,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

恰恰是因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增加,使中国增加了货币政策的自主空间。去年无论是降准还是降息,数量和价格工具都频繁使用,加大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此外,由于汇率的弹性增加,去年除了一些宏观审慎措施之外,我们没有动用新的资本外汇管制措施。

事实上,汇率根本上还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去年人民币汇率止跌反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1月份以后我国优化了疫情防控和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市场改善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前景预期。在强预期弱现实的背景下,人民币出现了反弹,因此,汇率稳定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经济稳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觉得2023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大概会出现以下情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年要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三稳”工作。如果能够做好这“三稳”工作,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会在双向波动的情况下保持一个偏强的走势。

如果做的比市场预期的更好,我们有可能会重现2020年下半年的情形,人民币会重新出现一轮趋势性的走强。当然可能也会出现坏的情形,因为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不如预期,人民币汇率可能还会在一段时间内承受压力。

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既有基本面也有情绪面。现在人民币汇率是一种资产价格,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对于市场情绪,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人心难测”。

经济基本面到底是好还是坏,不取决于你是怎么看,我怎么看的,而取决于市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取决于我们今天怎么看的,而取决于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看。

观察者网: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一直在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您认为2023年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应该怎样确立?

管涛: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政策上讲,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货币非国际化向国际化的转变,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去年底召开的二十大,把“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写入了d代会的文件,成为国家基本的国策。

从市场的接受认可程度来看,人民币现在已经是第五大外汇储备货币,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和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且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五大篮子货币的第三大权重货币。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SDR篮子货币定值重估时,把人民币的权重提高了1.36个百分点。

根据对国际货币体系三个层次的划分,我已经把人民币划入到了第二个梯队,属于次中心货币。虽然人民币和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这些传统的国际化货币比起来肯定还是有些差距,但从2023年的情况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有一些新机遇。

2023年世界经济总体下行,而中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这种明显独立向上的趋势有助于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吸引资本回流,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可以看到,政策上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更加偏积极。“十四五”规划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在去年年底二十大时改为“有序推进”,这也反映了我们的“四个自信”。去年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实际上伴随着资本的大进大出,但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经受住了考验,这不但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也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可以看到,美联储此次激进加息造成了全球“美元荒”,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能够同时兼顾国内和国际。

美联储激进的紧缩造成了资本大量回流美国,不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经济体,都遭遇了资本外流,当地货币均面临贬值压力,包括欧元区和日本。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一部分也是出于欧元贬值的考虑,而日本央行去年也是多次入市干预日元的贬值,这都有可能会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发展。一些非经济因素也会推动各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配置,为人民币提供一定的机遇。

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疫后经济恢复的正常化路径是不确定的,不排除出现反复,且疫情还有一些滞后影响,就是所谓的“疤痕效应”。

其次,在百年变*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经济金融、科技的“脱钩”,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

第三,要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根本上还是要靠推进制度性的对外开放,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可兑换,影响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影响外国投资者对于持有人民币资产或者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顾虑。

从长远看,我们目前应该做的是要巩固和提升人民币次中心货币地位,按照“十四五”规划提出的要求,“坚持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央行、**部门则需不断完善人民币跨境流通使用的软硬件基础设施。

观察者网:截至今年1月末,我们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4个月回升。在外汇储备“四连升”的同时,黄金储备也是“三连升”,我国连续三个月增持黄金储备。我注意到,目前全球央行都在狂囤黄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管涛:国际储备是一种国际清偿能力,在对外支付时,除了用一些硬通货对外支付,理论上也可以用黄金对外支付。黄金储备也属于国际储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我国黄金储备占储备资产比重为3.5%。从国际比较看,同期,全球18个主要经济体黄金储备的平均占比为19.9%,中国占比大大低于平均水平。

我认为,在这个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央行增加黄金储备有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发达国家早已让汇率自由浮动,近年来,很多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汇率弹性明显增加,有的国家直接走到了自由浮动,降低了对外汇储备的依赖;

第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内在缺陷是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同时内外兼顾,大家希望把储备资产分散化,一部分分散到非美元的储备资产,另一部分可能就是实物储备资产,可能是黄金储备;

第三,非经济的因素。一些国家把货币武器化进行制裁,其他国家为了规避此类风险,也会选择持有一些实物储备资产。

观察者网: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更想知道的是2023年金价会不会大涨?黄金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选择?

管涛:2022年全球是股汇债三杀,但黄金表现不错,是一个N型的走势,先涨后跌再反弹,价格基本稳定。2023年年初时,黄金价格还有一波涨势,但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重新定价、美联储的紧缩政策,黄金又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我个人认为,今年总体上看,金价有一定的机会。首先,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进入尾声,实际利率见顶,对金价是一个支持;其次,各国央行国际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包括增加对黄金储备的配置,这也会增加需求,这对金价也有一定的支持作用;第三,黄金通常在高通胀、地缘**风险较大时,是一个抗风险的避险资产,这也会对金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至于金价是否有望迎来大行情,大家不要期待太高。

内容来源:观察者网 凭澜观涛 

发布时间:202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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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下跌意味什么?

汇率下跌意味着本币对美元的贬值。一般情况下,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至于汇率下跌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有多大,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更需进行全*分析评估。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6.66关口_ 其他财经信息_ 弋阳县人民**-樟树墩镇

腾讯财经综合报道7月5日午间,离岸人民币兑美元短线走低,跌破6.66关口,日内跌幅逾170点。在岸人民币兑美元现报6.6422。

7月5日上午消息,周四,人民币中间价大幅上调415点,升幅创2017年10月11日来最大。这是三日来中间价首次上调,此前一度八连跌。此后,离岸与在岸汇价双双走高。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今日大幅上调415点,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6180,上一交易日中间价6.6595。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报6.6211,上一交易日夜盘收盘报6.6330元。

7月3日,潘功胜、易纲接连发声回应外汇市场波动后,离岸人民币快速涨破6.69关口,收复日内全部跌幅。

7月3日稍早前,中国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长潘功胜表示,。中国有丰富的政策工具,中国外汇储备充足,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韧性增强。这是人民币近期贬值以来央行官员首次对人民币表态。

7月3日午后,央行行长易纲称近期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有些顺周期的行为。

央行参事盛松成称,在美元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依然有较大幅度的贬值,说明目前市场受情绪驱动较大。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呈双向波动,因此,不应对人民币贬值作过度的解读,更不能认为是央行主动引导人民币汇率的贬值。第一,应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第二,我国金融强监管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增加。第三,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强,我们仍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第四,今年以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保持基本稳定。

近日,人民币汇率贬值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时点接近,引发了市场部分投资者对主动贬值应对贸易争端的政策揣度。

中信证券分析,美元指数强势上涨是人民币走弱的主要原因,中美贸易摩擦引发担忧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

首先,本次人民币走弱并不孤单,事实上全球主要货币对美元都呈走弱趋势,其中欧洲压低欧元走软更是助长美元的强势,人民币在强势美元背景下贬值受短期因素影响较多。

其次,6月底和7月是中美贸易制裁与反制裁行动实施的关键时点,中美贸易战引发市场对未来我国进出口形势的担忧情绪使人民币汇率承压。

其三,美联储加息、中国央行降准的货币政策背离趋势使中美利差进一步收窄,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减弱,对人民币资产和汇率形成压力。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朝着扩大和升级的态势发展,但以人民币汇率贬值应对贸易争端的可能性不大,虽然这可以在贸易纠纷中作为信号。

股市:4行业受正面影响大,3行业负面影响大

长江证券研报分析称,人民币汇率贬值对市场走势影响微弱,不存在显著规律,需要综合考虑市场即时环境。从逻辑上看,汇率贬值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市场整体走势:汇率贬值预期加剧资本外流,减弱市场流动性;汇率贬值促进出口,增厚盈利,两种效应的强弱决定了对市场的综合影响。

从历史上典型贬值区间看,除2014年1月至5月,伴随着人民币贬值,上证综指震荡外,在所选其他主要贬值区间内,上证综指大多趋势上行。一方面证明贬值对市场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也表明人民币贬值并不是市场的核心矛盾,国内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贬值相对可控,使得流动性紧缩效应后续或边际企稳。

不过不同行业由于其内部产业结构、国内外市场占比和收入成本端对现金流影响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在人民币贬值情况下行业综合反映有所差异,整体来讲,主要受益行业有以下三大类:海外业务占比较高且收入以美元计价的、上游资源类受益进口替代的和有大量外汇敞口的行业;受损行业主要包括一些由成本端上升而使利润受损较为严重的行业。

长江证券以“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经营活动净现金流”这一指标,来刻画汇率波动对公司现金流的影响情况发现,家电、银行、电子和交运现金流受贬值正向影响较多,而非银金融、休闲服务和钢铁受贬值负向影响较多,这与经济逻辑也较为一致。

楼市:保汇率还是保房价?不存在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讨论汇率的时候,主要是在研究房价走势,当网上出现“房价和汇率二选一,只能保一个”的话题时,就显得格外引人关注。

在保汇率还是保楼市这个艰难抉择上,曾经有两个鲜明的案例:日本选择保汇率,俄罗斯选择保楼市,后来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中国何去何从,是关注也是考验。

实际上,在几年前,这个话题也讨论得分外火热。有部分投资者甚至将理财产品转换成为了美元,后来,讨论渐渐熄灭。因为我们做到了双赢,汇率回升,房价也没有出现大幅下跌。

中信证券研究部研报指出,两个话题具有讨论性是因为外汇与楼市长期通过经济基本面、短期通过资金流动和货币政策调控而在走势上具有一定规律性。

首先,一国的经济基本面对资本吸引起主要作用,基本面向好,投资增加,房价、汇率也随之上升;基本面恶化,资金外逃,二者也随之下降。

从短期的资金流动看,浮动汇率制与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汇率升值时吸引外部资本的流入,资金供给增加推高房价,引发更多的本币需求,汇率进一步升值,与此同时房市衍生出的货币供给增加则对币值构成贬值压力;固定汇率制与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房价上涨吸引资金流入,央行通过调控维持汇率稳定,但不断增加的货币供给将进一步推升房价,直到房价预期下跌、泡沫破裂。

从货币政策调控上,如果要维持汇率,则央行需要加息,从而对房地产造成打击;否则汇率将崩溃、资本外逃。这也成为所谓“汇市”和“房市”的两难,但这是从短期思考汇市和房市问题,我国采取的是房市限售抑制需求、加大外汇管控实现稳定。长期来看,2013年前房地产价格走势与GDP增速走势更接近。2016年英国脱欧后房价与汇率的双跌则正是外资不看好脱欧后经济发展的体现。因此汇市和房市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而是更多靠共同因子呈现一定相关性。

证券时报刊文指出,从过去两年的经验可以看出,“房价和汇率只能二选一”是一个伪命题,从资金流动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内或许呈现一定程度的此消彼长,但运用多种调控手段后,两个目标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除了日本和俄罗斯,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经验:在1995-2001年间,美元指数和房价同向上升;2002-2007年,美元贬值、房价上升,两者负相关;次贷危机后,美国的房价和汇率齐跌;而从2011年底开始,二者又呈现出同向上升的趋势,所以,这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者的根基实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只要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足以支撑,二选一的*面永远不会发生。

债市:今年来风险情绪的传导和共振更明显

利率和流动性是联系外汇与债市的桥梁。根据抛补的利率平价理论,汇率的远期升贴水率等于两国货币利率之差。因此从理论来说两国利差在长期会给汇率一定的贬值或升值压力,但现实中外汇可由央行调控或受兑换管制而并不会明显与利差走势吻合,例如2012年、2015年和2016年中美利差快速收窄时,人民币汇率既有贬值也有升值。从流动性角度,与股市类似,汇率变动导致的资本流动通过影响债券供需关系进而影响债券市场。

通过研究2013年以来离岸人民币汇率单日跌幅超200个基点与当日股指和10年国债收益率变动情况,75次观测中股指下跌、国债收益率下行次数均为40次,股指上涨、国债收益率上行次数分别为35次和33次,未呈现显著的规律性。但是2018年以来,当汇率贬值幅度较大时,国债收益率下行和股票下跌的倾向性更强,特别是贸易摩擦出现反复以来,各类资产之间风险情绪的传导和共振更加明显。

美元:4大理由告诉你不能换

最近人民币兑美元跌的比较猛,不少投资者心痒痒要不要换点美元。

个人投资者买入美元时,至少在潜意识中相信在持有期内,美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会超过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差。

如果天不遂人愿,在持有期内,美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没有超过同期二者的利差,那么美元投资就亏了,这时即使美元已经对人民币升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点位。

说简单点,从4月中旬以来美元指数最大升值幅度达到6.2%,同期美元兑人民币最高才升值了大约2.5%,如果这种行情延续下去,美元兑人民币要想突破6.5或者更高,美元指数可能需要爬到99或100附近。

所以,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1.除非您百分百确定,今年美元指数一定还能继续强势反弹到100左右,否则现在买美元就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2.高抛低吸说起来容易,但一考虑机会成本,就会令人束手束脚,患得患失。

3.再加上外汇市场的行情转向往往会突然到来,转换之快超出想象。

4.每年只有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这里还有手续费用。即便你做多了方向,其收益可能还不如银行理财产品。

美元大幅度上涨,对股市影响几何? 今天下跌主要原因还是美元大幅度升值,人民币贬值,目前美元兑换人民币为7.23,创了08年以来新高。过快升值或者贬值对股市... - 雪球

今天下跌主要原因还是美元大幅度升值,人民币贬值,目前美元兑换人民币为7.23,创了08年以来新高。过快升值或者贬值对股市影响较大,而且两者出现近十年倒挂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理说中国十年国债收益率要高于美国的。出现国债收益率倒挂,主要原因还是国内经济周期不同导致货币政策不同步,国内是降息,国外是加息。

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对于全球性风险的行情中,资金不需要承担过多的风险就能或者较高的收益率,理论上来讲,资金会从股市流入到债市,股市承压。而中美国债的利率差较大使得资金外流,进一步使得国内股市承压。这是造成目前股市回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月5号晚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准备金率,隔天股市出现较大反弹,昨天开盘前要提高远期外汇售汇准备金率,当天股市也出现大反弹,前者通过增加美元流动性,后者是通过增加银行购买外汇成本抑制美元过快升值,都是稳汇率,不过依旧难以抑制美元过快升值。可见,当前股市下调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元过快升值。

近5年美元兑换人民币波动较大,出现在某一段时期内单边升值或者单边贬值的情况,那么对股市影响几何呢?

这里为了用美元指数代替美元兑换人民币(美元强势也是反映美元升值),用沪深300代表股市走势。

从上图可以看到,当美元单边下跌或者上涨时,沪深300代表的股市刚好呈现出负相关性。美元在某段时期过快上涨,即使国内股票不涨不跌,对于外资来说也是亏的,因为持有的人民币贬值了。相反在美元出现单边下跌时,即使股票不涨不跌,躺着也能赚钱。尤其是08年以来,美元出现新高,股市天天闹心也就可以理解了。

那么短期内股市何时才能止跌?等到汇率稳住或者开始回落时,汇率稳住要看美国加息幅度放缓甚至结束,或者国内经济有好转预期。

按照目前的美国加息预期,年底11月份加息75个基点,12月份加息50个基点,明年3月份加息25个基点,具体会不会超预期加息或者加息幅度下降,还得看美国通胀水平,就业等。不过从预期来看,加息幅度会逐渐减弱,等到加息预期情绪减弱时,汇率如果能稳定,股市也有望稳住。另一个是国内经济会不会有所好转,这个可以跟踪每个月公布的金融数据,从8月数据来看,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结构相比7月有所改善,9月份数据相比8月份应该也会有所改善。

目前是最困难的时刻,或者可以采用自我安慰的方式,我是一个中长线投资者,短期也许会很困难,但我能等得起。趁着今天大跌,买了一点军工、和而泰。

美元人民币跌了,那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啊,为什么说法不一样呢?

人民币升值对我们做外汇的可是没什么好处

余永定:对人民币要有信心目前不可能出现人民币暴跌

从汇率本质、蒙代尔三难悖论到金融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一层层剥开,一点点释疑;在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机制的前提下,为何要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起来,其背后似乎藏着学者的一种良苦用心。

那场意外贬值“风波”似乎渐趋平静。从6.3一路急贬至6.9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央行几度出手之后,开始在6.83-6.82区间徘徊。但是,隐忧并未散去——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目前似不稳固,且令人民币承压的负面因素仍若隐若现。

当人民币面临破7之际,当中国央行伸出有形之手“调控”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直言,没有必要非要守住某个汇率点位。“其实,不干预就行;汇率作为一种价格本身就有调节外汇供求关系的作用。人民币贬值将导致美元供给增加、需求减少。而美元供求关系的变化,最终会令汇率趋稳。汇率不可能一直贬值或一直升值,真的要沉住气啊;”余永定感概,“不能再动用外汇储备去保汇率了!”在余永定看来,汇率不同于一般价格,确实存在“超调”、“预期”自我实现的问题。但汇率终究取决于经济基本面,预期系派生,处于第二位。若基本面无恙,则“超调”越严重,反弹越强。以中国基本面,很难想象汇率一旦贬值就会持续大幅度的贬值,毕竟中国还有资本管制这道堤坝。“怕啥呢?”从汇率本质、蒙代尔三难悖论到金融改革,与经济观察报对话的余永定一层层剥开,一点点释疑;在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机制的前提下,为何要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起来,其背后似乎藏着学者的一种良苦用心。无独有偶,9月7日,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以每年经济增长6%加上浮动汇率,中国经济有能力抵御外部冲击。特殊历史时期,浮动汇率之重要性可见一斑。其真相如何?“缺乏灵活的汇率,是造成我们的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余永定疾呼,其一以惯之的声音能否撼动人们的一些既定认知?比如市场不少观点认为,汇率牵一发动全身,包括人民币破7之后,恐诱发市场做空情绪升温,冲击较大等。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业界就此尚未形成共识之际,在金融危机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交汇之时;且听余永定如何阐述汇率自由浮动的本质与金融改革秩序的逻辑。汇率贬值的本质记者:此轮人民币汇率贬值较过去而言,有何不同?是否超调?注意到年内人民币贬值5%左右,但近两个月贬值约9%;不过,你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其支撑依据是什么?余永定:这次的不同是,内外宏观环境生变,贬值时间快,短短四个月,就从6.3贬至6.9,幅度大于从6.4贬至6.9的2016年;但谈不上超调。特别之处是,此次贬值,市场并不恐慌;尽管存在资本外流,但*面可控,理性有序。而有序可控的原因在于,一是与加强资本管制有关,二是经历过上一波的暴跌,市场主体的承压能力或者对波动的容忍度有所增强。事实上,2016年那次贬值有不少观点认为,人民币不能贬,一旦超调贬值就会失控;但事实呢?人民币不仅在2017年止住了贬值,还反弹回升;这主要是因为2015-2016年的干预吗?我不这样认为。只要加强了对跨境资本的管理,干预与否,人民币汇率都会回稳反弹。它既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好转有关,也与美元指数走软有关。后两者同2015-2016年的干预无甚关系。现在也是,从目前中国经济基本面看,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不可能出现人民币暴跌。有些人担心一旦人民币汇率破7,就会一贬到底。试问一个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巨额外储、中高速增长、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其货币会大幅度贬值吗?我赞成官方说法,人民币不该是弱势货币。对人民币应有信心。尽管贬值过程中,有可能超调,但人民币不会长期成为弱势货币。记者:此过程中,也注意到,停止干预市场一年的央行近来几度出手维稳,以避免人民币汇率破7;而你认为,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应干预市场;如何看“破7”这个价位禁忌?余永定:无需盯着7,什么时候破7,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量损耗外汇储备去保汇率;需停止持续、单向干预外汇市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或双向波动。现在不妨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不干预不逆势而动就完成了改革,即不要在人民币因为基本面的某种组合而处于升值或贬值通道之时,反其道而行之。人民币贬至7或7.5都不要干预。2016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汇率取决于基本面,汇率有自动调节(稳定)机制。中国基本面较好,不用担心汇率大幅贬值(指贬幅逾25%)。一般而言,贬值对经济不会有坏作用。贬得越厉害,反弹越快,只要经济结构无恙。浮动汇率制度也不意味着完全不干预,当汇率处于双向波动时期,可以或必须干预以熨平波动幅度。但一般情况下,应尽量减少干预外汇市场。如果必须在汇率稳定、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国家信用四者中“四选三”,我们应放弃汇率稳定。让汇率自由浮动又能怎么样?发生变化的无非有四点:银行货币配置、企业外债、主权债以及通胀风险等。

对于中国来说,这四项风险基本不存在,都在可控范围内。要相信汇率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人民币如此脆弱,通过损耗外汇储备来稳定汇率又有何意义?这种稳定又能维持多久?最近,通胀有了上涨趋势,对此,应充分重视。我以为,通胀可能成为允许人民币贬值的最大制约因素。但幸运的是,目前为止,通胀仍处于较低水平。

记者:怎么看此轮人民币贬值的原因?可以用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去解释吗?余永定:为何出现贬值?直接原因应该到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寻找。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一季度为负,二季度虽然转正,但规模很小……实际上,只要有资本项目逆差,就会对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然而,让大家迷惑的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并非逆差,是顺差,而且数目较大,可能这与债市加大开放力度,资本流入有关;但问题是,在国际收支依然是顺差的情况下,为什么2018年第二季度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人民币会明显贬值呢?预期应该通过资本外流(导致资本项目逆差)才会影响汇率啊?这个该如何解释呢?市场分析师们给出了不同解释。其一,出口商推迟售汇,进口商提前购汇。其二,根据2016年以后的汇率中间价定价规则,汇率不一定同国际收支状况一致(如,在盯住美元情况下,无论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如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不会发生变化)。其三,统计不全,不准,以后还会修正。其四,在有价无市,或交易量很小的情况下,汇率由预期而不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所有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似乎都有些问题。记者:如何看2018年一季度的经常账户逆差?是否担心资本账户逆差?有人认为,未来国际收支格*将呈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向波动,经常账户顺逆差交替;甚至面临国际收支双赤字,这对宏观经济有哪些潜在影响?余永定:的确,中国国际收支发生了变化。2018年一季度出现341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98至2017年的20年间,按季度算,除2001年第二季度外,中国没有出现过季度经常账户逆差。尽管2018年第2季度经常账户余额由负转正,但顺差仅为58亿美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许中国很难再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2017年经常项目顺差仅占GDP1.4%;而且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入项目10多年来一直都是逆差。经常项顺差完全靠大量货物贸易顺差,抵消了服务贸易逆差和投资收入逆差。但最近几年,货币贸易顺差呈下降趋势,服务贸易逆差巨大且长期呈上升趋势。

今后中国国际收支的理想状态是:货物贸易项目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但贸易项目顺差;投资收益项目实现由逆差转变为顺差;经常项目略有顺差(但不排除某些年份为逆差);资本项目略有逆差。外汇储备基本稳定,或逐年有所下降。

总之,中国应该通过国际收支结构的逐步调整,使中国投资收入由负转正,并能抵消在老龄化时期中国可能出现的经常性贸易逆差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记者:那么,面对负面因素的影响,怎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余永定:可能的对策有四点:

1、加强完善跨境资本管理,检查各种“通道”是否存在漏洞,尽可能堵住资本外逃的通道;虽然具体情况很难甄别,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做。

2、央行继续维持退出常态化干预的政策,尽快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如果非干预不可,也要尽可能使用不用或少用外汇储备的方式。

3、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品工具,大力促进中国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防范汇率风险的保值工具。

4、完善经济体制,强调产权保护。做好这4件事,就不怕外部冲击通过汇率渠道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变化中的三难悖论记者:你曾说“宁可人民币自由浮动,不要恢复资本管制”,现在也这样吗?过去曾有学者提议将5万美元换汇额度提高至10万美元,甚至25万美元……有必要吗?余永定:不是不要恢复资本管制,是要维持现有的资本管制措施,一般而言,不要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后来为何强调浮动汇率呢?汇率有自主调剂功能,如果人民币下跌,外流成本提高了,就会抑制外流。我们的承诺要保持,不能轻易违反——动辙更改即定的关于资本跨境流动的法律、法规。一般而言,加强资本管制是指认真执行现有的法律、法规。要注意发现漏洞,一旦发现就立即堵上。汇率浮动和加强资本管制并不矛盾,灵活的汇率会减轻资本管制的压力。例如,在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下,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管制就必须十分严格。记者:注意到你对资本管制有着比较强的倾向性,这是为什么?余永定: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对资本管制的关注并不多。危机爆发后,为厘清危机的原因与演进细节,我们到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调研深切感到,在受到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下,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或经常项目逆差)。

与此同时,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发展中经济体内,资本外逃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我以后在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记者:你认为“蒙代尔三难选择”理论本身并不全面,在相当长时期内,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资本项目开放是可以并存的,条件是中央银行要进行对冲操作。但你又曾经说中国面对四难选择(四选三)。应该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消耗外汇储备、资本项目(适度)开放中选择汇率浮动、货币政策独立、不消耗外储、资本项目(适度)开放。这种说法同蒙代尔三难有何不同呢?余永定:蒙代尔“三难悖论”只有在当汇率、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三者都处于“不可能三角”的顶部时才能成立。中国有资本管制,但开放程度已经比较高了。人民币不是自由浮动,但也不是死盯美元,有一定灵活性。

因而,中国经济是处于“不可能三角”内部某个位置上。简单套用蒙代尔三难理论是不对的。尽管如此,蒙代尔三难悖论依然是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中各种问题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工具。有一种说法:由于央行在人民币升值期间,购买了大量美元,从而增加了外汇占款,并进而增加了货币总量。外汇占款的增加被指认为中国资产泡沫的原因。这种分析遗漏一个重要环节:央行的对冲政策抵消了外汇占款增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而不能简单把外汇占款增加等同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对冲政策存在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对冲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对冲外汇占款增加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对冲可能导致利息率的上升并进而导致热钱流入,从而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很难因为对冲的可能性——而完全否定外汇占款的增加催生和恶化了资产泡沫。最后,对冲还可能会导致资源的错配。总之,对冲虽然缓和了蒙代尔三难问题,但并未消除蒙代尔三难问题。我之所以提出“汇率浮动、货币政策独立、不消耗外储、资本项目(适度)开放”的四难选择是因为在2016年有所谓保汇率还是保外储的争论。在贬值压力下,不消耗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让汇率浮动。我所说的四取三依然是蒙代尔三难问题。金融改革的逻辑与秩序记者:有人认为,当前形势下,稳汇率甚于汇改;是这样吗?始于1994年的汇率并轨改革,迄今已有24年;有人说,我们的汇改要么是被“危机”牵制,要么是怕“涨”(2005年汇改),要么是怕“跌”(811汇改);您如何总结已有的汇改经验与教训?汇改最后一公里该怎样走?余永定: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执行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2年,中国经济强劲回升,GDP增长速度达到9.1%,外汇储备由2001年的2121.6亿美元增加到2864亿美元。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外汇储备逐月增加。人民币开始出现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应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恢复1994年以来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反对人民币升值学者和官员认为: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水平都很低,平均利润率大致只有2%左右,如果让人民币小幅升值,大批外贸企业就会破产。当时**担心: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下降,200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复苏可能夭折。因而,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升值问题被暂时搁置。2005年7月21日,中央银行宣布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小幅升值。在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允许货币小幅升值,会导致热钱的持续流入。放弃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我们不打算“冒险”——既然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风险过大,我们就只能在不升值和小幅升值之间两害取其轻,让人民币小幅升值。总的来说,尽管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升值的时间晚了一些,步伐小了一些,在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中国未能有效抑制热钱流入,但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同美元脱钩毕竟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但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这一年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转折点。这之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长期“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在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升值压力之下。但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由于国内外基本面的变化,中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为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年8月11日,央行对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此次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变化很有规律,每年大约保持2%的升值或者贬值幅度。“8·11”汇改改变了这种简单的适应性预期框架,其大方向是正确的。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BIS和SDR。央行的“收盘价+篮子货币”定价机制,得到了市场好评。2017年后,人民币汇率趋稳、回升。不少人把汇率的趋稳归结于2016年的干预和以后新定价机制的引入。我认为,2017年汇率的回稳主要是中国国内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和外部形势的变化(如美元指数贬值)。2017年下半年,央行停止了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调整。如果在以后,当人民币再次面临较强的贬值压力时,央行依然能够稳坐钓鱼台,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中国的汇改可能就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中完成了。似乎长期以来我们患上了严重的汇率浮动恐惧症。在世界上中国是最不应该害怕汇率浮动的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中国目前汇率制度是“软钉住”类中的“类爬行钉住”。

现在,几乎所有OECD国家和重要发展中经济体实行的都是浮动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大幅贬值。相信即使汇率暂时超调,最终还是会回到由基本面决定的水平上,何况中国还有资本管制这道最后防线。记者:今年是金融危机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交汇点;如何看目前的金融体系稳定性?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改革等有无时间表?您眼中合理的金融改革秩序是怎样的?余永定:我的信念是,在完成国内的一系列重要改革之前,包括汇率体制改革之前,中国必须维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资本项目只能逐步开放,无时间表。尽管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并不等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和本币可完全自由兑换,但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和本币一定程度的可自由兑换是本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我们认为,一方面,鉴于中国还不能放弃资本管制,人民币大规模的国际化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渠道和手段还有很多,只要路线图合理,完全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持续的路线似乎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不应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来决定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相反,人民币国际进程应该受到资本项目自由进程的制约。2012年11月,十八大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为我国金融改革任务之一。如果要有时间表的话,倒应该为国内的一系列改革制定时间表。如汇率市场化、扩大国债市场、建立健全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时间表等……为什么偏要制定资本项目自由化时间表?同时,我们也不相信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倒逼”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我们的金融市场今天仍有大量有待化解风险:像期限和收益率错配严重,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房地产调控处于微妙阶段,非正规金融体系高利贷,利率结构扭曲严重,汇率自由化并未实现,可供企业选择的衍生避险工具尚待发展,CNH和CNY双重汇率并存等。在上述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放弃资本管制,金融体系将难以抵挡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当然,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顺序并非一维,许多措施可以齐头并进。事实上,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一直在逐步推进之中,至2011年中国资本账户中的大部分“子项目”已经开放。无论如何,资本项目自由化要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为前提;基本时序是:汇率自由浮动——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当下可以推进的改革就是浮动汇率制度。在今年博鳌论坛上,宣布中国要进一步实现金融开放。经验证明,开放金融业并不会对中国的金融业造成严重的冲击。相反,金融开放引入竞争,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金融服务水平。需要指出,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金融服务业开放是属于贸易范畴的事,是WTO管辖范围的事。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属于资本跨境流动,是IMF管辖范围的事。金融服务业开放可能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难度,但其本身不会导致资本外逃。总而言之,汇率制度改革应在对外金融改革和开放中占据优先地位。汇率浮动将有力推动中国的对外金融改革和开放进程。

来源:经济观察报,原标题《余永定:人民币汇率*面有序可控》,本文不代表《财经》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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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李勇  责编 | 王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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