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降低外币信用派生能力抑制人民币升值预期——央行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点评 核心观点 事件：为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
降低外币信用派生能力抑制人民币升值预期——央行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点评
核心观点
事件：为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7%。我们点评如下：
外汇准备金率调整的历史及其背景：2004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关于〈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的通知》，决定从2005年1月15日起，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统一调整为3%。后于2006年9月15日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至4％，后又于2007年5月8日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至5％。当时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背景是外汇占款大幅流入以及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04~07年是WTO后中国加入全球产业链、出口占比持续提升、经济增速和体量大幅增加背景下的汇率体现。
影响机理：提高外币准备金率本质是增加金融机构被动持有外币存款资产要求，这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居民和企业购汇的意愿，另一方面降低商业银行向央行结汇的意愿，最终降低金融体系的外币信用杠杆率，减少外币信用派生能力（见附录），从而减少外币信用扩张带来美元回流的结汇压力。换个视角，这相当于收紧国内金融体系的外币流动性，外币利率提升，增加外币吸引力从而减少结汇压力。
政策信号：近期市场关注人民币升值，并对央行放弃汇率干预目标有所讨论。央行引导升值这一逻辑在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提升这一政策面前已经被证伪。这说明前期升值主要还是基于出口景气和货币政策的基本面因素，而不是央行主动引导。
政策影响：根据央行披露数据，4月末金融机构负债端外汇存款约1万亿美元，其中境内外汇存款约0.65万亿美元，提升2个百分点外汇法定准备金率，大概锁定境内美元流动性200亿美元，量级上有限。中长期看汇率趋势本身是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决定的，从04~07年历史看，当时政策并没有扭转升值趋势。但短期来看，动用重启十多年未用的政策，能打消市场认为央行引导升值的预期，避免市场人民币升值预期自我强化加速。
投资建议：一般为应对升值，可以选择收紧外币，也可以选择放松本币（人民币）。本次央行选择了收紧外币，这一定程度上也显示继续放松本币的意愿较低，预示着如果通胀继续超预期，国内货币宽松期可能即将过去，利率将回升，银行板块将再次迎来配置的机会。
风险提示：（1）疫情反复超预期；（2）全球通胀预期失控；（3）财政退出幅度超预期。
附录：外币信用扩张及提升外汇法定准备金率情景模拟
1.假设某境内企业A出口获得100美元外汇，其没有结汇，而是直接存入某境内商业银行甲。假设商业银行也选择不结汇，而直接持有外汇资产。假设基准情景下央行法定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为5%，此时银行甲外币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负债端：企业A外汇存款100美元；
资产端：存放央行法定外汇准备金5美元；外汇存款资产95美元（最终是存放在境外代理银行的美元存款）。
2.假设银行甲给进口企业B投放外汇贷款95美元。企业B尚未使用的情况下，银行甲的外币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负债端：企业A外汇存款100美元；企业B外汇存款95美元；
资产端：存放央行法定外汇准备金9.75美元；企业B外汇贷款95美元；外汇存款资产90.25美元。
3.极端情况下，如果所有美元贷款创造的美元存款都留在本银行（现实中可以是企业B花出去后，然后其他出口企业流回来），银行甲最多可以投放外汇贷款1900美元，简化假设下新增的存款和贷款放在企业B下面。此时银行甲的外币资产负债表为：
负债端：企业A外汇存款100美元；企业B外汇存款1900美元；
资产端：存放央行法定外汇准备金100美元；企业B外汇贷款1900美元；外汇存款资产0美元。
当然，此时境内银行的外币信用扩张到了极限，显然这种极限是不稳定的，一般也不会达到，但是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从极限情况下进行分析。
4.假设此时央行将外汇法定准备金率从5%提高到7%极端情况下，此时银行甲需要补缴2美元外汇准备金，从而出现外汇流动性缺口。这时候银行甲被动做以下几个动作：
（1）提高利率去吸收额外的美元存款，这将增加境内美元利率。
（2）提高美元价格去购买其他居民和企业手中的美元存款，这将提高美元价格，抑制人民币升值。
（3）减少向央行结汇，保留美元资产流动性，这将降低央行结汇压力，抑制人民币升值。
（4）回收美元贷款，境内美元存款创造对应下降，境内外币信用扩张能力下降，最终境内美元存款下降，降低潜在结汇压力，抑制人民币升值。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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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货币升值或贬值一定会使该国汇率发生变化么
直接法下，汇率上升，外币升值，本国货币贬值；间接法下，汇率上升，外币贬值，本国货币升值。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目前都采用直接标价法，所以通常我们说的汇率上升，是直接法下的，这种情况下外币升值，本国货币贬值。【标价方法】确定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先要确定用哪个国家的货币作为标准。由于确定的标准不同，于是便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外汇汇率标价方法。（1）直接标价法（directquotation）（参考“应付标价法”）直接标价法，又叫应付标价法，是以一定单位（1、100、1000、10000）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来计算应付付出多少单位本国货币。就相当于计算购买一定单位外币所应付多少本币，所以就叫应付标价法。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目前都采用直接标价法。如日元兑美元汇率为119.05即1美元兑119.05日元。在直接标价法下，若一定单位的外币折合的本币数额多于前期，则说明外币币值上升或本币币值下跌，叫做外汇汇率上升；反之，如果要用比原来较少的本币即能兑换到同一数额的外币，这说明外币币值下跌或本币币值上升，叫做外汇汇率下跌，即外币的价值与汇率的涨跌成正比。直接标价法与商品的买卖常识相似，例如美元的直接标价法就是把美元外汇作为买卖的商品，以美元为1单位，且单位是不变的，而作为货币一方的人民币，是变化的。一般商品的买卖也是这样，500元买进一件衣服，550元把它卖出去，赚了50元，商品没变，而货币却增加了。（2）间接标价法（indirectquotation）（参考“应收标价法”）间接标价法又成应收标价法。它是以一定单位（如1个单位）的本国货币为标准，来计算应收若干单位的外汇货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欧元、英镑。澳元等均为间接标价法。如欧元兑美元汇率为0.9705即1欧元兑0.9705美元。在间接标价法中，本国货币的数额保持不变，外国货币的数额随着本国货币币值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一定数额的本币能兑换的外币数额比前期少，这表明外币币值上升，本币币值下降，即外汇汇率下跌；反之，如果一定数额的本币能兑换的外币数额比前期多，则说明外币币值下降、本币币值上升，即外汇汇率上升，即外汇的价值和汇率的升跌成反比。因此，间接标价法与直接标价法相反。(3)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所表示的汇率涨跌的含义正好相反，所以在引用某种货币的汇率和说明其汇率高低涨跌时，必须明确采用哪种标价方法，以免混淆。(4)美元标价法又称纽约标价法，是指在纽约国际金融市场上，除对英镑用直接标价法外，对其他外国货币用间接标价法的标价方法。美元标价法由美国在1978年9月1日制定并执行，目前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通行的标价法.在金本位制下，汇率决定的基础是黄金输送点（goldpoint），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其决定基础是购买力平价（purchasepowerpar）
一国利率的提高为什么会导致该国货币升值，求解啊？
假设原本两国利率一样，其中甲国推高本国利率，乙国利率如果维持不变的话，在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乙国持币者为了获得更多利率收益，就会购买甲国货币，这就使得甲国货币的需求增长，需求刺激甲国货币兑乙国货币升值。
汇率升值是什么意思？
汇率升值是指本国货币对某种外国货币的相对价值出现提升的现象。
汇率升值，可以使本国货币兑换更多的目标国家货币，从而购买更多目标国家的商品，体现为本国货币的价值提升。
汇率升值虽然会加大对目标国家的商品购买力，但是也会削弱本国商品在目标国家的竞争力。
美元若结束加息，人民币升值机会来了，暂时再回6.3有必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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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联储将基准利率的上限提到了5%的水平，按照鲍威尔设想，加息结束为时不远，有人说银行业危机可能会加快这一速度。
现实是，美联储加息才不会管银行了，像当年的沃尔克加息比当下凶太多，银行倒闭屡见不鲜，甚至有暗黑力量号称要干掉美联储**，就也阻止不了。
08年以后，美联储的性质已经变了，纯粹的印钞机构，银行危机多大都有能力承担，美元不够印就行了，就看他愿不愿意了。
因此，最近有人在说人民币升值的机会来了，我其实保留态度。先说说现状，前段时间人民币再次逼近了7，现在又回到了最低6.81的水平，还是涨了不少的。
即便往后美元贬值，个人觉得人民币也没必要更多地升值，个人觉得其实6.8就挺好，说说我的理由。
其一，都说人民币贬值利好出口，这个没错，但过了以后得不偿失，像去年7.3的汇率，利好出口？反过来你得想想进口成本得多大。
不过，如果是循序渐进，力度不大的贬值，对于出口绝对是利大于弊，倘若汇率一段时间内保持在6.8左右，相对于去年的年初，整体还是贬值的，但力度不大。对于本就不友好的出口前景是一个不错的助力。
其二，假如人民币升值了，又到了6.3的水平，进口的提升会非常明显，实际上我们需要么，不需要。
整体上看，国内的商品的产能足够，甚至过剩，不是需求不足，是消费掣肘，过度的加大供应，必然是拉低商品价格，企业只能薄利多销。
来来回回，价格下来了，似乎很爽，但企业不行，你的收入就不行，消费还是不行。价格下跌刺激消费短期有点用，长远看对经济必然是负面的。
前段时间汽车打价格战，从燃油到电动，从国外到国内，都涉及了，话说，真的好么，不一定，尽管现在造车的太多，需要大浪淘沙，但我们更需要的良性消费的提升。
正常来说就是储蓄转化消费，收入增加提振消费信心，往这方面下功夫才是当务之急。
其三，人民币升值多了，意味着美元贬值了不少，当下全球缺美元的现状就会缓解，于经济有好处，其他国家又开始了囤积美元。
不过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什么时机最好，当然是别人最渴望，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眼下就是，美元过于强势只会提升人民币国家影响力。
因此，把握这个度很重要，保持人民币合理升值，又不至于让美元得了便宜，技术活不容易做呀，当然历史上货币对抗就没有容易的。
话说，有个三五年，甚至八年、十年的，人民币的汇率缓慢的升值，不管是6.3还是6.2其实都没关系，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够强势（对美元），也够温柔（其他非美货币），这才叫稳定。
长此以往，大家心里都这么想了，人民币国际化自然就起来了，至于一定要放开汇率管制，也就不一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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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来自么是货币升值？
货币升值亦称“货币增值”，指一国**公开宣布提高其货币的含金量或直接调高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比价的措施。例如，1969年10月24日，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原联邦德国马克升值，八元联邦德国马克的含金量由0.222168克提高到0.242806克，对美元的比价由4原联邦德国马克等于1美元，提高到3.66元联邦德国马克等于1美元。与国币贬值相反，货币升值能起到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的作用。这是因为货币升值后，本国货币对外币比价提高，出口商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也随之提高，这就消弱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从而使出口减少；而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国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这就增强了外国商品的竞争能力，从而使进口增加。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一般都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当代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升值并不意味着货币购买力增强，值提高了对外币的比价。有时这种升值是该国为阻止外国货币大量流入，避免加剧本国通货膨胀，或为了调节有关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措施，这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各国货币关系的不稳定。货币升值还使本国歪货储备和国外资产折成本国货币的数量相应减少，造成损失。
人民币升值是什么意思？升值能给老百姓消费带来什么变化？
升值，指的是人民币对其他外汇币种的汇率上升，举例来讲：2005年7月20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8.27元人民币，7月21日，人民银行发布了人民币的汇率参考一揽子货币（美元、日元、欧元、港币）进行确定后的政策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银行间市场上变为1美元=8.02元人民币，这个结果就表示人民币升值了。美元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市场的主要结算币种之一，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必然带来对于对于其他币种的同幅升值。人民币升值后对我国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积极影响最直观的是从国外进口的原材料、消费品等的价格降低了，升值前价值100元人民币的货物，在升值后价值可能只有90元，通俗一点讲，就是买国外生产的东西更加便宜了，可以刺激消费。二、消极影响影响我国的出口产业，升值前价值100元人民币的货物，对于国外消费者来讲，本来需要12美元就可以买到，在人民币升值后，国外消费者需要14美元才能买到，而货物本身的质量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出口企业的收益也并未增加。最终会影响出口企业的竞争能力。
人民币升值,为什么会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
主要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后，以外国货币表示的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利润减少，出口量减少；相反，进口商品本身以人民币表示的价格相应下降，需求会上升，进而扩大进口。 货币升值也叫“货币增值”。是指国家通过增加本国货币的含金量，提高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比价。这种升值常常是在世界金融危机时，一国为了阻止外国货币的大量流入，避免本国货币在国内加速贬值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措施。货币升值的国家，由于货币对外比价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随之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削弱了商品的竞争能力。 货币升值是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不稳定的另一种表现。它不意味着提高本国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而只是提高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比价。货币升值，为升值国家带来许多影响： 1，随着升值国家的货币同外国货币比价的提高，它们在国外出售商品的价格也要提高，从而影响出口，降低国际竞争力，导致贸易逆差。 2，升值国家的外汇储备以及从国外调回的资产，折成本国货币，也会相应减少。3，热钱涌入。大量的热钱涌入本国市场，造成货币市场过热，易引发通货膨胀。
减税、增支与宽货币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基于CGE模型的模拟分析
刘元生（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王冰洁（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d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经济发展具有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稳增长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两大工具，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减税降费和扩大财政支出，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在于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如何更加科学精准地实施财政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命题。
已有文献对减税、财政支出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作了大量研究。在减税方面，Liu等（2019）研究了2004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发现允许企业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可降低企业成本，促进投资，提高生产率；徐建斌等（2022）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显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财政支出方面，卞志村等（2016）、李戎等（2021）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认为**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性支出，更多向社保、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倾斜。在货币政策方面，孔丹凤等（2021）研究得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定向降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具有“降成本、调结构”的功能。然而，由于已有研究是基于不同分析框架和政策力度，对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中的单一政策研究，既有研究难以判断不同政策工具效应的相对大小，从而降低了其对宏观调控政策工具选择的指导性。本文将减税、扩大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三类政策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模拟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效应，不仅可以解决不同宏观调控政策研究的效应可比性问题，而且对于科学选择稳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提升政策效能具有重要价值。
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中国社会核算矩阵，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将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置于同一框架下模拟不同方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分析不同政策的效果，为应对“三重压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二、政策情景设置
在政策模拟中，本文设置了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三大宏观调控政策。
在减税政策方面，本文设定减税1万亿元的税收政策。具体有三种政策情景：一是增值税减税1万亿元；二是所得税减税1万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减税3000亿元和7000亿元；三是组合减税1万亿元，其中增值税减税5000亿元，企业所得税减税3000亿元，个人所得税减税2000亿元。
对于增加财政支出政策，本文设定增加1万亿元财政支出。根据财政支出增加的结构，分为三种具体政策情景：一是增加生产性支出1万亿元；二是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各增加5000亿元的组合式支出扩张政策；三是增加民生性支出1万亿元。在具体模型设置时有两种情形：生产性支出通过**投资将财政支出转化为公共资本，作用于企业的收入函数；民生支出类似于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进入居民收入函数，该支出的扩张可以增加居民实际收入。
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是我国两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模拟中，基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大约可释放资金1万亿元左右的现实情况，本文的货币政策情景之一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利率政策是各国货币当*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近年来，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从2019年起，我国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4.31%持续降低到3.7%。基于我国利率政策实践，本文设定的另一货币政策情景是降低1年期LPR或称降低贷款利率0.5%。
由于设定的上述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政策情景所新释放的资金规模相当，在政策模拟中，所模拟的政策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对比性和参考性。
（一）不同政策对GDP的影响
由表1（略）不同政策情景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无论减税、增加财政支出，还是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减税政策可以使GDP相对于基准情景增加1.09万亿～2.06万亿元，带来GDP增长1.18%～2.23%；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可使GDP增加1.04万亿～1.08万亿元，引起GDP增长1.13%～1.17%；模拟的两种货币宽松政策分别能使GDP增加0.73万亿元和0.75万亿元，相应的增长率为0.79%和0.81%。对比减税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减税和增支的财政政策对GDP的促进效应均强于货币政策。这一结果与Feldstein（2009）和Blanchard（2019）的研究结果类似，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在防范危机、刺激经济等方面比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更好。可能的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减税或者增支的财政政策，能直接给企业或个人带来收入，或者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拉动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反观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分别会增加金融机构可借贷资金、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影响企业或个人信贷可得性和成本，从而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或消费，扩大经济产出。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传导链条长，且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转换为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或消费还受市场主体的偏好和现实约束以及市场环境等影响，因而其效果不如财政政策。其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长期处于货币供给稳步扩张和低利率的货币适度宽松政策状态，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
在三种减税政策模拟效果中，增值税减税政策对经济产出有更大的促进效果，增值税与所得税的组合减税政策次之，所得税减税政策的效果相对较弱。增值税减税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从而促进投资，另一方面还有助于降低税制的累退性，建立更加公平的税收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公平的再分配政策本身就有助于经济稳定增长。三种增加财政支出政策模拟效果大致相当，这一结果与我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方向一致。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就业与住房等民生领域倾斜，可以减小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从而使民生性支出具有与生产性支出相当的经济增长效应。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贷款利率两种模拟货币政策效果中，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的经济增长效应略低于贷款利率下降的效应。
（二）不同政策对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影响
表2（略）展示了不同政策对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影响。在模拟的政策情景中，减税政策方案可使投资增长4.49%～5.41%，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带来的投资增长为3.77%～4.98%，其中增值税减税、增加生产性支出两种政策工具对投资的扩张效应最大，分别可使投资增长5.41%、4.98%。减税政策方案可使消费增长1.61%～2.08%，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带来的消费增长为0.95%～2.16%，增加民生性支出、增值税减税两种政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分别可使消费增长2.16%、2.08%。可以看出，增值税减税在扩大投资和消费中都有优异的表现。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增值税减税能增加企业现金流，有助于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实际支付的价格是包含增值税的含税价格，增值税减税可以降低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从而有助于促进消费。组合减税政策和组合式支出扩张政策，可分别使投资增长5.01%和4.39%、消费分别增长1.78%和1.56%。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贷款利率政策，可分别使投资增长3.51%和3.60%、消费分别增长0.67%和0.68%，降低利率政策的效应稍高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效应。减税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都会引起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其内在逻辑在于政策引致投资和消费扩张产生的国内需求增加而带动进口增长，同时国内需求的扩张会引起内需替代外销，从而使出口减少。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CGE模型，结合我国经济实际，设定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宽松货币政策方案，各项政策方案调动的资金数额约为1万亿元，从而使各政策的效应具有相对可比性。对设定的政策情景的模拟结果发现：无论减税、增加财政支出，还是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减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总体大于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又强于货币宽松政策。在减税政策中，增值税减税相较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强；在扩大财政支出政策中，不同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大致相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贷款利率两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不大。模拟的各政策方案对投资、消费和进口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增值税减税在扩大投资、消费和进口中的表现都最为突出；在增加财政支出的政策中，扩大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分别在促进投资和消费上具有优势。
（二）政策建议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应统筹减税、增支与宽货币政策工具，积极财政政策精准提效，货币政策精准有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筹与协调配合，更好发挥政策“1+1>2”的效果。
其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发力应对“需求收缩”。本文模拟分析表明减税、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都对消费和投资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破解需求收缩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当前，减税、增支、宽货币政策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具有不同的政策空间。在经历多年的大规模减税、狭义宏观税负率处于低位而财政支出又具刚性的情况下，减税政策空间收窄。扩大财政支出面临支出边际效应减弱、债务安全等约束，但债务率仍在合理区间，在完善债务管理体系下，扩大赤字率、增加债务规模还有空间。虽然本文研究显示释放同样的资金规模，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及财政政策，但是考虑到货币政策操作灵活，有助于市场机制发挥，不会直接损害财政可持续性，在面对财政收入增长不足、财政支出刚性的双重约束下，货币政策在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为此，在扩大总需求、应对需求收缩时，减税政策要把握减税规模，进行精准减税，财政政策应适当倚重扩大财政支出，积极发挥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
为应对“需求收缩”，建议在税收政策上，将个人所得税改为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建立基本减除费用以及住房、养育、赡养等专项附加扣除定期随消费价格指数化动态调整机制，以提高居民实际收入及消费能力；完善税费支持政策，将小微企业所得税等阶段性减免优惠政策改为长期性优惠政策，发挥小微企业保就业、稳定和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活跃社会投资的作用；落实落细增值税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创造有助于企业投资的税制条件；将增值税9%的税率降至6%，实现税率“三档”变“两档”，简化税制降税负，以提振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在财政支出上，加大保障住房、教育等财政支出，以减轻居民相关支出压力，提高消费意愿。其中：在住房上，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促进长租房市场加快发展，保障好居民的基本居住需要，破解长期以来买房和还房贷压抑消费的难题；在教育上，加大对公立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投入，逐步实现全覆盖，以减少学前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挤出。同时，合理安排赤字率和地方**专项债券规模，保持**投资的必要强度，加强基础设施、重大科技攻关、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投资，并创新**投资机制和模式，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
在货币金融政策上，用好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政策工具，保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使利率相对较低并维持合理弹性，以适当较低的价格满足投资和消费、经济运行的资金需求；增加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市场，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发挥消费信贷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扩大消费规模、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发挥政策性金融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
其二，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对冲“供给冲击”。当前，我国面临的供给冲击主要表现在原材料、能源资源供给冲击以及生产链、供应链冲击上。此类供给问题范围集中且具有非经济成因，其解决有赖于**的引导扶持。财政政策作用靶向更精准、效应更直接，相对货币政策更具优势。对于原材料、资源能源供给问题，要进一步优化落实对粮食和能源资源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投资和科技创新，通过财政补贴或贷款贴息，并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增强国内粮食、原材料、能源和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实现进口多元化与稳定可靠，保障粮食和能源资源供给安全。对于生产链、供应链安全问题，要优化创新和产业发展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对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高端装备、高端数控机床和数控系统、高端工业软件、高端发动机、农业育种等短板或“卡脖子”的领域，以及从事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的企业，可实行更优惠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并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政策性金融、**产业投资基金等进行支持，实现生产链、供应链安全和产业体系升级引领。
其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向共进，有效缓解“预期转弱”压力。预期是企业和消费者等各类市场主体对未来的看法。要解决预期转弱问题，关键是稳定市场主体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预期，稳定市场制度环境的预期。
一方面，由于预期转弱一定程度上是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衍生，前述应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具体政策同样有助于化解预期转弱问题。因此，应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有力的货币政策：完善税费支持政策，加大财政支出强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支出效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财政加力、货币有力增强市场和社会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另外，还可通过提前释放减税降费、扩张财政支出等财税改革信息，提高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等，发挥预期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不需要额外减收或增支，也不需要额外的降率降准，在改善预期中可以有效使用。
另一方面，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在税收优惠、税收执法和服务上一视同仁，在公共服务提供、**采购、财政补贴等财政待遇上一视同仁，在信贷、融资、保险等政策上一视同仁，坚定投资者和公众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信心。通过自主降低进口关税，积极加入或创设以减免关税、实现零关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为内容的双边多边协定，坚定市场对开放的信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刘元生，王冰洁.减税、增支与宽货币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基于CGE模型的模拟分析[J].税务研究，2023（4）：1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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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杂志社“调查研究”主题征稿启事
●中国绿色税收指数研究
●纳税信用管理：现实状况、国际经验和提升路径
●我国阻止欠税人出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以刘某被阻止出境案为例
●数字经济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
●充分发挥服务消费对扩大内需的牵引作用
●扩大内需战略目标下提升居民消费潜力的税收政策
●促进消费规模提升与结构优化的税收政策研究
●数字货币的运行机制与税收治理——基于第三方支付与数字货币比较视角
●元宇宙在税务领域应用的实践与思考
●更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税费征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思考
●强化新时代税收治理理念 引领税收现代化实践
●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思考与实践途径
●“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征文启事
货币升值的利弊？
货币升值也叫“货币增值”。是指某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价值增加或上升了。商品的价值增加通常是件好事（货币本身也是商品），但某一国家的货币价值增加，对于该国家来说，却不是件好事。因为某国货币增值，会直接影响到该国家的宏观经济。具体表现为：（1）出口有所限制。某国的货币升值了，那相对来说，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了，那出口的利润就会减少。这样的话，出口商就可能减少一定程度的出口商品。（2）一定量的外汇“人间蒸发”。某国的货币升值了，其他国家的货币就贬值。这样一来，以前所赚的的外汇就不那么值钱。例如，以前的美元是：1美元=8元人民币，现在若是：1美元=6元人民币，那么以前所赚的的8000亿美元就会变成6000亿美元。即使货币数量还是8000亿，但价值却下降了。这样，每8000亿美元中，就会有2000亿美元“人间蒸发”、“凭空消失”。如果是“货币贬值”，那表现和以上的相反。事实上，无论是货币升值还是贬值，通常不是一件好事。前面说了，货币汇率（货币升值或贬值的数量）较大的变动，可能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都力图使自己国家的货币汇率保持稳定。注意：这里的“具体表现”只列出两条，而实际上还有其它很多影响的。但由于技术原因（本人只是学完《经济学》没多久），没法列出更多的举例让大家参考，请见谅！货币升值也叫“货币增值”，是指国家通过增加本国货币的含金量，提高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比价。这种升值常常是在世界金融危机时，一国为了阻止外国货币的大量流入，避免本国货币在国内加速贬值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措施。货币升值的国家，由于货币对外比价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随之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削弱了商品的竞争能力。同时，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以及从国外调回的资金，折成本国货币计算，也会相应减少。在1984年和1985年初，美元价格相对于别国货币达到了一个高峰，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大涨，外国手中同样数量的美元只能买到较少的美国商品了。于是美国出口剧降，削弱了竞争能力。货币升值是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不稳定的另一种表现。它不意味着提高本国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而只是提高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比价。货币升值，为升值国家带来许多不利之处：首先，随着升值国家的货币同外国货币比价的提高，它们在国外出售商品的价格也要提高，从而影响了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其次，升值国家的外汇储备以及从国外调回的资产，折成本国货币，也会相应减少；最后，货币升值也会影响本国商品的内销。货币能够增值，首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资本的一中形式，可以作为资本投放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循环后，会产生利润。这种利润就是货币的增值。因此，如果货币不参与生产经营而是像海盗一样被藏匿于某个孤岛上，显然不会发生增值。货币升值与金融需求金融业收益于货币升值原因相对复杂，但是机制与上面房地产业升值受益于货币升值有类似之处。继续利用上面的例子，不同之处在于家庭支出除了租房和普通商品之外，还包括教育、医疗、交通、娱乐等一系列服务性支出。货币升值的作用在于提高了家庭收入实际购买能力的同时，会带来家庭支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增加对房地产、教育、医疗、交通、娱乐等一系列只能由本国提供的、难以参加国际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支出。这些支出的增加会导致这些商品和服务投资需求增加，并进一步导致能源和上游原材料产业投资需求增加。正如我们目前看到的对房地产、教育、医疗、交通、娱乐设施需求的增加，以及由这些消费升级带动的以钢材、电力为代表的原材料和能源等众多投资需求的增长。这些投资需求的增长对于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来说，意味着更高的信贷需求和利润增加，金融业资产价值也因此提升。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货币升值的本质特征是国内不同产业产品之间相对价格的调整，与相对价格调整相伴，一方面会看到仅服务于本地的服务业发展，并由此推动相关上下游产业信贷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还会看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面临严峻的外部生存压力，以及这些产业内部激烈的兼并重组和产业升级换代。后面一种情况对于银行信贷需求而言，既有一些贷款需求下降甚至是坏账的危险，同时还有于兼并重组和产业升级换代的新增贷款需求。综合来看，如果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在体制上足够灵活，能够通过管理改善和技术进步摆脱货币升值的负面冲击，并由此实现了产业升级，这些产业对银行部门也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