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了下墓地的价格,我选择活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古代诗人杜牧笔下的清明。 踏青、赏花、吃喝玩乐,这是现代游人眼
看了下墓地的价格,我选择活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古代诗人杜牧笔下的清明。
踏青、赏花、吃喝玩乐,这是现代游人眼中的清明。
烧香、鸣炮、上坟祭拜,这是恪守祖训者心中的清明。
01
八宝山殡仪馆是北京最大的殡仪馆,承担了北京市三分之二的火葬工作。你知道如果要在这家殡仪服务中的“国家队”办丧事,要花多少钱吗?答案是950元。
是的,这里没有少一个零。八宝山殡仪馆服务中心主任周卫华曾向媒体展示了这样一份账单:遗体接运250元、遗体保存90元、一般整容150元、小型告别厅200元、遗体火化380元、抬尸80元、纸棺280元、骨灰寄存50元、其他110元,合计应收1590元,实际收费950元。
之所以打六折,是因为**有补贴。
实际上,不只是北京,在中国任何一家殡仪馆,遗体运送、遗体冷藏和遗体火化等大部分殡葬服务的定价都受到严格的管制。
再看看殡葬服务市场规模最大的上海,主要殡仪服务的定价也不高。
例如火化这一项服务,上海的殡仪馆已二十多年没有涨过价,一直都是180 元。
宝山区殡葬管理所所长姚建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火化就是一项惠民措施,“职工工资、油价上升,原来火化炉只要两三万元,现在要三十多万元,还不包括折旧费,从成本来说火化一具遗体的成本至少在600 元以上。”
以上这些选的都是最经济的方案。但周卫华表示,即使是选中档消费水平的殡仪服务,也就3500元。
可以说,要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其实并不贵。
但有一样不太一样,那就是墓地。包括地葬及墓地销售在内的墓地服务,实行的是更为市场化的定价原则。因此,殡葬公司大多也是靠卖墓地赚钱。
02
就拿国内第一大城市上海来说,均价去到6万元,最高上到30万元;北京市要低一些,最低消费1万元,但最高也去到9万元;而同属岭南地区的广州,习俗相似度最高,价格也不低,均价在10万-12万元,最高也要20万元。
其他的省会城市,虽然较这些大城市要低,但基本也是万元起跳,真的可以说,生要为一片瓦奔波,死亦要为一块坟操心。
(来源:法制晚报)
还真别说,有商家甚至已经玩到了资本市场。要说清明节纯正血统的概念股,一定离不开福寿园。
可能大家对殡葬服务都有点排斥,单看盈利能力,这却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毛利率62%,净利率38%,ROE15%,一年营收23亿,净利润9亿,这“死人财”发的是风生水起,多少上市公司要被它撂倒。
(福寿园利润率 来源:choice)
而且,这个生意的现金流是出奇的好,从传统的道德层面讲,为了让先人入土为安,后人再不济,都不会也不能欠“墓租”!再说了,能够享受墓园服务的人,都不像差钱的人。
在商言商,墓园/墓地确实已经成为稀缺资源,因为受到的规限非常多,传统的道德约束、**的管制、土地资源的紧张、地价的高企,林林种种,注定了它的这个特性。
从需求上讲,不管是**还是民间,都呈现由传统土葬向墓园安葬方式的转变,加上中国人口太多,老龄化会越来越明显,这种转变还有漫长的进化时间。墓园生意可能不好摆上台面讲,但确实是一个处于成长赛道的行业。
(中国大陆65岁以上人口及占比 来源:华金证券)
(中国大陆死亡人数预测 来源:华金证券)
赚钱的生意,若不是**钦点,享受独特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必定会出现抢生意的竞争对手,殡葬行业正是这样,迎来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而且还不乏上市公司,例如福成股份、安贤园、万桐园,业务模式类似,盈利能力也相差不大,不同的是起家省份,以及各自所占据的山头,按体量算,福寿园领先于其他三个,其他三个则相差不大。
(可比公司营业收入情况(百万元) 来源:华金证券)
(可比公司净利润情况(百万元)来源:华金证券)
近年,由于墓地价格高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殡葬生意模式,例如选择在附近的小城市购买骨灰安置点,这就是所谓的骨灰房,外观上看,它与正常住宅公寓差不多,每层大约20-25户,每户面积20平到50平。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就有这么一个小区,都是全黑窗户,门口悬挂着大红花、还有写着“某氏祠堂”的牌匾,里面“入住”三千多个家族,有近10万个骨灰盒。买家可以购买这里的房间,然后将过世的亲人安排“入住”,面积大的房间可容纳上千个骨灰盒,算下来可以存放好过世族人了,真的可以说是了却身后事。
更有意思的是,该小区的骨灰房已售罄,地块所属的村子还因此获得10亿元收入,每户村民还分到了10多万元,正够绝的。
只是不知道,路过这个小区的人,心里会泛起阴影。
03
买了墓地,能住多少年也不好说。各地设定了管理收费的年限,但说法各不相同。
如果你是上海人,可以埋70年,云南人短一点,50年;在好客山东,地下一次包20年,到期可以续费;浙江人更精打细算,每次最多续20年;而同样埋20年的苏州人,到期还没法续,可能需要连夜搬走。
墓地到期后,是挖出来、还是迁到上下铺,也要看各地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墓地到期,很多墓地单位找不到催款对象,只能维持原状。
聪明的公司,都知道其中商机。
在河北廊坊的灵山宝塔陵园,如果想要有一个立碑的墓地,单价6万起,而廊坊的普通商品房价格在一万出头。
灵山宝塔陵园隶属于福成股份,除了殡葬服务之外,这家公司主业其实是肉类制品和牛肉养殖屠宰,是你熟悉的众多连锁巨头的供应商。
但是和陵园服务高达80%以上的毛利润率相比,卖牛肉挣的还是辛苦钱。
总体看来,和一些高新技术行业相比,殡葬服务是一个财务状况很健康的行业,中国最大的殡葬服务提供商福寿园的财报显示,该公司已经连续多年保持营收上涨,势头良好。
如果你崇尚阳间挣钱阳间花,不想把太多钱花在墓地上,还有一些环保又省钱的选择。
你可以把自己葬在公墓里的花丛中或者树下,也可以做成宝石,常伴亲人左右;还可以硬核一点,把自己抛向大海,或者选择做个真正的朋克,让自己炸成烟花。
星标具体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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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英雄谱丨秦邦礼:革命需要什么,就经营什么
隐蔽战线英雄谱
秦邦礼,是中国共产d早期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的胞弟。相较于哥哥秦邦宪,秦邦礼没有完整的求学经历,早年间他甚至不能“光明正大”地为d做事,包括后来他所走的也绝非一条常规的红色之路。他默默无闻为d的事业作了很多贡献,而有些事情是鲜为人知的。
弃学从商投身革命
秦邦礼,1908年8月出生于江苏无锡,家中排行老二,秦邦宪比他大一岁,妹妹秦邦范比他小3岁。因与哥哥年龄相仿,秦邦礼便与他同班读书。1916年,秦邦礼父亲患肺结核去世,家中就此断了直接的经济来源,只好变卖祖遗老宅,租族人秦琢如家宅居住,靠田地及遗留的存款放债为生。
秦邦礼自幼懂事,虽不是家中长子,却主动承担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为母亲减轻了很大的负担。1922年,14岁的秦邦礼为了资助哥哥和妹妹读书,放弃学业,去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工。不久,秦邦礼参加了无锡钱业职工会,并担任执行委员。这是一段非常难得且受益匪浅的经历。通过钱业职工会,秦邦礼认识了很多商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从商经营的基本技能。同时,他也有了更多机会与进步人士接触,受他们革命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哥哥会经常跟他讲社会是何等黑暗、**已如何无能,而他又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百姓的残暴欺凌。从那时起,他就明白,自己弃学从商,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生计,更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拯救百姓出诸水火。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4月14日,国民d反动派在无锡制造反革命政变,各级中共d团组织和农会、工会遭到破坏,农民运动受到摧残。1927年10月,无锡农民革命军和农民革命委员会成立。11月9日,无锡农民2000余人,高举农军大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作为进步青年,秦邦礼参与其中。但国民d无锡当*残酷镇压,并以“暴徒”的罪名大肆屠杀共产d人和革命群众,起义未达到预期目的。秦邦礼被迫离开无锡前往上海避难。在亲戚的关照下,他在一家小店铺做起了店员。虽然年轻涉世不深,文化程度也不高,但秦邦礼天资聪颖,又细心好学,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店铺的主要业务,并将店铺经营得红红火火。这段从商经历,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他日后开展红色实业经济埋下了伏笔。
潜心救国蓄势而出
在上海期间,秦邦礼虽以学商为生,但他的革命之路并没有就此而中断。1930年,已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4年的博古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秦氏兄弟二人的革命之路开始走在了一起。
1931年,为了整顿特科,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坚定、d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由于陈云在顾案发生后,机智果断地协助周恩来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进行转移,再加上他本人又具备中央规定的上述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周恩来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于是,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去。此时,王明也离开上海,去了共产国际。临危受命,博古担任了临时中央负责人,陈云则接替周恩来成为新特科的负责人。
这时候,上海为d的工作提供掩护的联络点已经不能再使用,新特科必须重新选择联络点。事实上,所谓的联络点就是上海街头的小商铺。一方面,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为d的工作提供掩护的场所。另一方面,还可以为上海地下组织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由于特科人员大部分已经暴露,陈云决定起用新人。于是,博古就把秦邦礼介绍给陈云。陈云听说秦邦礼还有经营店铺的经历后,甚是惊喜,决定精心培养他。
陈云约见了秦邦礼,还带了两根金条作为“见面礼”。这份“见面礼”,便是秦邦礼的第一个任务:以这两根金条做资本,为d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站、筹集经费。很快,秦邦礼便用这两根金条,在上海开办了一家米店,把无锡的大米运到上海出售。这也是新特科开办的第一家店铺。有了这个店铺,共产d在租房子或者营救被捕人员的时候,就可以出面“打保单”。秦邦礼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因为经营有方,米店很快就盈利了。在组织的应允下,秦邦礼又开了一家家具店,为d组织开会打掩护。有一次,d组织正在家具店开会,突然遭到了国民d警察的搜查。于是,开会人员迅速将文件藏在家具中,并把事先准备好的麻将拿出来,摆出一副正在打麻将的样子。其实,家具店不是一般的家具店,家具自然也不是一般的家具。由于藏文件的家具是特制的,国民d警察没有发现秘密夹层中的文件。待国民d警察空手离开后,秦邦礼就借“家具被损坏要维修”的名义,派人将家具搬回家里,从而保全了会议的重要资料。
一边继续为d打掩护,一边继续做生意。秦邦礼采用滚动发展的办法,在一年之内又先后开设了糖坊、南货店和文具烟纸店。博古推荐有力,陈云慧眼识人。1931年冬,经严朴和顾初介绍,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加入中国共产d。
历尽千帆政商两肩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成立。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仍在上海,共产d人经常往来于上海和瑞金之间。但从上海到瑞金,路途非常周折,要经过香港或广东,然后走“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路线跨越白区、半游击区和苏区三段,而且以大埔为节点,前段全是水路,后段净是山路,有些路段还需徒步行走。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汕头建一个联络站。陈云决定把这项工作交给秦邦礼。秦邦礼拿着陈云给的经费,在汕头开办了“中法*房汕头分店”,作为秘密转移d员和交换文件的交通站。
通过中法*房汕头分店,秦邦礼为临时中央搬迁至中央苏区做了大量工作。据资料记载,经由这条线路进入苏区的d员干部达到200多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经秦邦礼亲自护送而到苏区的,包括刘少奇、张闻天、博古、陈云、林伯渠、李维汉、陈赓等等。当年,护送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的过程,尤其考验秦邦礼的经验和智慧。李德是德国人,外貌特征与众不同,很是显眼,路上不断遭到盘查。为把李德安全护送到苏区,秦邦礼为李德设计了不同的身份。先是把李德装扮成游客,乘坐英国轮船到汕头,并安顿到汕头的中法大*房。从汕头出发后,秦邦礼又把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待到大浦后又将其化装成传教士的模样,身穿一袭黑长袍,胸前佩戴十字架。经过这些巧妙且细致的装扮,秦邦礼帮助李德避开了国民d军的多次盘查,成功到达中央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秦邦礼的使命仍未结束。因为要照顾上海的生意,还需要打通“白区”与“红区”之间的贸易,为红军反“围剿”提供各种物资,秦邦礼仍需奔波于上海、汕头、瑞金之间。其间多少艰难险阻,多少生死坎坷,依靠他灵活的商业头脑和缜密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5年5月,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前往上海恢复d在白区的组织。陈云经重庆抵达上海后,与秦邦礼取得了联系。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d组织已遭严重破坏,无法展开工作,指示陈云赴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d所处的困境并希望得到下一步指导。1935年秋,陈云同曾山、杨之华、陈潭秋、秦邦礼(化名方一生)等抵达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了陈云一行和先行到达的潘汉年、严朴等人,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他们一行还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进入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春夏之交,秦邦礼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原计划无法实施,中央指示秦邦礼卖掉店铺回到延安,在中央d校教务处工作。由于有留学苏联的经历,组织决定秦邦礼担任马列学院教师,教授联共(布)d史。
寇深祸亟转战香港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d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作为这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蒋介石允许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那时,东南沿海大片国土沦陷,香港暂时没有受到战火波及,成为大后方与海外联系的最重要通道。经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一致,决定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37年冬,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和潘汉年赴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地点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挂牌“粤华公司”。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另有工作人员19人,大部分是当地的和广州的中共组织调来的,只有很少数担任交通和机要重任的工作人员是从中央部门调来的,其中就包括秦邦礼。临行前,陈云找秦邦礼谈话,让其前往香港隐蔽经商,具体负责三项工作:首先,协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其次,做好秘密财政工作,将d组织带往香港的外币(如美金、英镑等),以华侨捐款的形式,兑换成法币或银元汇回;再则,利用商业活动掩护物资采购,按上级下达的采购清单,购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秦邦礼当时虽然只有30岁,但他有丰富的特工经验,留学过苏联,又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再加上他相貌堂堂,在香港隐蔽经商的重任交给他再合适不过了。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用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抗日。为更加隐蔽地做好这项工作,有必要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专门负责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1938年夏秋之交,一家名为“联和行”的商贸公司在香港开业,老板正是秦邦礼,他对外公开使用的名字是杨廉安。相对于同时期开办的其他公司,这家公司门面很小,注册资金也很少。公司公开的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质上是秘密采购陕甘宁边区急缺的物资。从西*到医疗设备、从电子管到X光机、从鞋袜到军毯、从运输车到发电机,d需要什么,就经营什么。
1939年3月的一天,香港英国警察突然查封了粤华公司,廖承志也受到国民d特务的监视,接收捐赠和转运的重任便都落在了秦邦礼身上。此时,秦邦礼在征得d组织允许后,入股香港新亚*厂,并陆续在香港开设了五家商号。秦邦礼的工作非常繁忙。为帮助他减轻负担,廖承志的母亲、已迁居香港的何香凝给他找了一位颇有来历的女助手黄美娴。黄美娴时年23岁,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毕业于加州大学,精通英语,还能讲上海话。黄美娴的父亲是美国加州商会**,曾热心支持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香港侨界很有影响力,而她的叔父则是国民d广西省**民政厅厅长。这样的家庭背景和关系,特别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秦邦礼和黄美娴工作配合非常默契,久而久之便互生情愫。1944年,经中共南方*批准,秦邦礼和黄美娴结为连理。
服从革命毅然北上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这时,国内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隐蔽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皖南事变后,国民d**要求撤销除去重庆和西安两地以外的所有八路军办事处,所以必须把最可靠、最安全的人派往这两个办事处。根据组织安排,秦邦礼于1942年10月北上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工作经历,但秦邦礼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稳健的工作作风,让d组织对他颇为信任。1943年春,周恩来指示秦邦礼以侨商身份为掩护,在华南一带继续经营西*、纱布、食盐、无线电器材等商品,将延安所需要的物资分批运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
华南地区是秦邦礼开拓的又一个“战场”。因工作需要,秦邦礼又将公开姓名改为杨琳,这个名字成为他后半生的正式名字。1943年春起,秦邦礼在桂林先后开办了经营纱布和食盐的庆生行,经营西*的新亚*店;在曲江(今广东韶关)开办了新苏建筑材料厂;在桂林、曲江两地间经营起规模较大、存货较多的协成百货公司。一年中,他曾三次押车去重庆送货。秦邦礼是一个有谋又有勇的人,既可以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又能与社会各阶层人士融洽相处。凡遇国民d关卡或车匪路霸,都能机智巧妙地化险为夷。1944年下半年,日寇进攻湘、桂地区,11月占领桂林。秦邦礼的生意损失惨重。根据上级指示,他带着黄美娴和几个忠实的伙计,携带协成百货公司所有的存货,疏散至广西平乐、昭平、八步一带,侍机东山再起。他发现经营汽车轮胎盈利颇丰,便将梧州的桐油贩到广州和香港,再将广州的轮胎、香港的百货贩回梧州。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的资金链又恢复正常了。
红心向d润泽中华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1947年,陈云向中央提议,在香港设立外贸公司,将东北地区的粮农资源转化成货币资金,以补给前线需要。这一时期,隐蔽战线中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特别是解放区的对外贸易工作,直接关系外汇的流通和战略物资的供应。周恩来曾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南京*财委副书记钱之光,提出尽快开辟解放区的沿海口岸与香港的海上通道。考虑到秦邦礼有在香港经营贸易公司的经验,d中央便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接受任务后,秦邦礼速回香港,把“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
最初的联和进出口公司仍旧是秦邦礼和黄美娴的“夫妻店”,组织上没有资金投入,生意一时很难展开。黄美娴便将父亲留给她的花园洋房的一部分,租给两位英国工程师,靠收房租来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公司一开始的业务,就是将解放区的粮农物资通过大连港经朝鲜运送到香港,在香港出售,同时又以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名义载着解放区需要的物资返程。后来,随着生意渠道逐渐拓宽,秦邦礼与港英当*、汇丰银行、华比银行、怡和洋行、上海纱厂建立了融洽关系,开始积极接触海外市场,开拓远洋贸易。经过一年多的经营,联合进出口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名声飞扬海内外。
1948年,这年秦邦礼40岁。他从14岁辍学经商开始,始终以一颗向d的红心经营着事业。这是他的初心,也是他的使命。当联合进出口公司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时,秦邦礼心中所想的仍然是要为d、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便用更改公司名称的方式,表达他对d的这份赤诚之心。经商议,联和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1948年12月,华润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同时,中央决定将d在香港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并陆续将d在香港的几家贸易机构全部归于华润旗下。1950年夏,中央决定在香港的中央、华东、华南3个系统16个单位合并入华润,成立香港贸易委员会,秦邦礼任主任,兼任华润公司董事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48年9月至1949年初,华润公司在经营解放区货物贸易的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四批将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等300多名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安全运送到解放区,为确保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如期召开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对外贸易部,作为中央**统一领导和管理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这样,华润公司交由对外贸易部管辖。秦邦礼奉命回到北京,任对外贸易部综合计划**长。1955年,秦邦礼被派往印尼,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1961年,在周**直接领导下,对外经济联络总*(1964年设立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前身)成立,秦邦礼也从印尼调回国内负责相关工作。
1968年年底,秦邦礼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不幸去世。1975年8月,对外贸易部为秦邦礼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悼词中写道:“杨琳同志虽然逝世七年了,但是当我们回忆起他的革命精神时,无不感到沉痛和怀念。”
• end •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11月23日第5版
本期编辑:王 雪
广州光孝寺存放先人骨灰要多少钱?
骨灰不可以放,只可以买个牌位.牌位可以长期,只要给钱就可以.
看了看墓地的价格,我决定坚强地活着
网易旗下栏目,用数据说话。
本文来源:网易数读,已获授权
作者:贝贝
设计:杨波浪士多啤梨
白气泡儿贝贝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的事。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些都成了银行的贷款业务。婚庆贷、二胎贷、彩礼贷……婚丧嫁娶,一切皆可贷。
墓地贷,是银行最新开拓的业务。据报道,云南昆明一陵园和当地银行合作,推出的“墓地消费贷”可0首付购买墓地,贷款额度最高可贷20万,贷款期限最多10年,利率固定为9%[1]。
虽然这项墓地贷业务马上就被叫停了,但办个葬礼要借这么多钱,让很多网友直呼死不起,也有人说这是银行在贩卖死不起人的焦虑。
那么,这个“丧”字到底有多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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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一位逝者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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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山殡仪馆是北京最大的殡仪馆,承担了北京市三分之二的火葬工作。
你知道如果要在这家殡仪服务中的“国家队”办丧事,要花多少钱吗?
答案是950元。
是的,这里没有少一个零。
八宝山殡仪馆服务中心主任周卫华曾向媒体展示了这样一份账单:
遗体接运250元、遗体保存90元、一般整容150元、小型告别厅200元、遗体火化380元、抬尸80元、纸棺280元、骨灰寄存50元、其他110元,合计应收1590元,实际收费950元[2]。
之所以打六折,是因为**有补贴。
实际上,不只是北京,在中国任何一家殡仪馆,遗体运送、遗体冷藏和遗体火化等大部分殡葬服务的定价都受到严格的管制。
再看看殡葬服务市场规模最大的上海,主要殡仪服务的定价也不高。
例如火化这一项服务,上海的殡仪馆已二十多年没有涨过价,一直都是180元。
宝山区殡葬管理所所长姚建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火化就是一项惠民措施,
职工工资、油价上升,原来火化炉只要两三万元,现在要三十多万元,还不包括折旧费,从成本来说火化一具遗体的成本至少在600元以上[3]。
以上这些选的都是最经济的方案。
但周卫华表示,即使是选中档消费水平的殡仪服务,也就3500元[2]。
可以说,要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其实并不贵。
但有一样不太一样,那就是墓地。
包括地葬及墓地销售在内的墓地服务,实行的是更为市场化的定价原则。因此,殡葬公司大多也是靠卖墓地赚钱。
中国“殡葬第一股”的上市公司,在刚刚发布的2020年财报里,就向股东披露了自己2020年收入的构成——在全年18.9亿元的收入中,有14.08亿来自经营性墓穴。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三的收入来自卖墓地。
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家企业总共卖出了13083个经营性墓地,平均下来,每个墓地售价高达1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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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卖地,殡葬“碾压”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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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墓地会这么贵?
这可能和墓园的土地供应一直受到严格的控制有关。
因为殡葬土地使用的任何申请要经历一连串审批程序,且土地资源稀缺,墓园土地的供应就很有限。供应有限、需求高涨,墓地价格自然低不下来。
特别是在城市,越是土地金贵的地方,墓地的价格就越是高。虽然上海、广州同为一线城市,但上海墓地的起步价还是和它的房价一样,高出广州几个身段。
而且这还不是最高的。
根媒体报道,早在2016年,上海高端墓地的平均价格就已经超过9万元每座,单价甚至超过了当时上海的内环新房房价。
而自诩行业翘楚的、上述上市公司自信就来自这里。
在2013年的招股书中,就强调了自己的优势:
上海指定作墓园用途的土地稀缺,导致新参与者很难进入上海市场。再者,上海殡葬服务业呈现高档化及品牌化趋势,为新参与者设置了更多进入门槛[4]。
虽然在2020年,他们已将殡葬业务开拓至全国18个省份45座城市,但有46.9%的收入都来自上海这一个地方。
而且他们优势还有另一个,那就是墓地的利润率超高。
根据其2020年的财报,其综合毛利率在88.2%,而同样“靠地吃饭”的房地产企业就相形见绌了——2020年,几家知名房地产商的综合毛利率分别是34.0%、29.3%、24.2%。
论赚钱效率,可能也就白酒业能压得过殡葬业了。
而这超高的利润率的背后,是殡葬业超低的土地成本。
仅2012年,该公司在上海的项目用地是40.2万平方米,购地时的成本是每平米190元[4]。
对殡葬公司而言,这些地卖得越晚,越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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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逃离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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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园土地稀缺、需求只升不降的现状下,墓地价格水涨船高自然也是大势所趋。
2015年时,该公司一块墓地的平均售价还是8万元,到2020年,就已经涨到快11万了。
推出“墓地贷”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推出这项贷款,是的确有需求
我们和对方合作是因为有好多墓地确实有点贵,为了解决客户需求,所以推出针对墓地的消费贷[1]。
但贷款买墓对大多数人而言,实在太过魔幻了,更实际的选择,是去售价更低的地方安葬自己的亲属。
在大城市,这样选择的人越来越多。北京人要去河北扫墓、上海人要去苏州扫墓。
每到清明节,去往苏州公墓的路上就会出现一辆辆沪牌汽车。
看起是舍近求远了,但其实有些苏州的公墓离上海市区并不远,但相比上海的墓地,价格就亲民多了。
同样距离上海市区35公里,位于苏州太仓的乐遥园,最低的价格是4万,而位于上海松江的华夏公墓就至少要7万。
不过,由于苏州的墓地数量也出现紧张,近年来苏州开始要求非本地户籍,不能买苏州的墓地[5]。
苏州是全国第一个推出墓地限购政策的城市,很多人觉得这条政策有针对性。
既然便宜的墓地买不了,有上海市民开始在江浙等地购房,用作存放亲人骨灰的场所,并定期前来祭扫[6]。
不过,这一行为的背后可能并非纯粹因为买不起墓地。
只是在墓地使用年限仅20年、商品房资产增值性更强等方面的考量下,买房安置骨灰已是一项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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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观念的转变,还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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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到底,墓地贵不贵,选择权完全在逝者的家属。
如果是选择海葬、树葬、草坪葬这样的节地生态葬,那么花费基本不会上万。而这也受到**提倡,因为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安葬土地真的不多了。
据上海的殡葬管理部门统计,如果按当前大家选择的安葬方式比例,上海现有可用墓地资源可能会在15年内消耗殆尽[7]。
但问题是,在“入土为安”的观念下,很多人还是很难接受其他的丧葬方式。不说不留骨灰的海葬,目前,中国人接受火葬的比例都始终在50%上下徘徊。
从1985年的《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始提出“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推行火葬后,中国的遗体火化率就从彼时的20%多上升到了2005年的53.0%,但自那以后就再无显著上升。
为了追求100%的火化率,南方某地曾不惜采取收缴棺木、强行起棺等方式强力推行,遭到了各界批评,最终被叫停。
丧葬观念的改变还需要时间,而生老病死,人生的最后一件事本应是种解脱,现在看来并不轻松。特别是花了十几万买来墓地后,才发现这只是20年的租金。
参考资料:
[1]薛宇飞.,&魏薇.(2012).墓地贷涉事银行和陵园回应:这个贷款产品不做了!.中新经纬.Retrieved3April2021,fromhttp://www.jwview.com/jingwei/html/03-18/388590.shtml.
[2]送走一个逝者需花多少钱?多数费用低于5000元.北京晨报.(2017,03).Retrieved3April2021,fro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3/24/c_1120684384.htm.
[3]吴洁瑾.(2016).一家年赚上千万的殡仪馆:平均消费三千,火化费20年未涨.澎湃新闻.Retrieved3April2021,from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2103.
[4]王肖邦.(2013).解构墓地“暴利”之谜.第一财经日报.Retrieved3April2021,fromhttps://www.yicai.com/news/3250277.html.
[5]吴秋余.(2017).墓地,不是用来炒的.人民日报.Retrieved3April2021,from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414/c1003-29209669.html.
[6]陈浩.,&丁沈凯.(2016).墓地太贵买不起上海市民去崇明买商品房存骨灰.界面新闻.Retrieved3April2021,from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97500.html.
[7]王闲乐.(2017).别再操心苏州“限购令”了!再不改变安葬习惯,上海公墓资源15年内将耗尽.上观新闻.Retrieved3April2021,fromhttps://www.jfdaily.com.cn/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48971.
戳我
宠物火葬场:我们烧人类以外的全部家庭成员
文:谢梦遥 白晓晨图:钟智编辑:王波
“宝宝”是一条狗。”
他所在的香港有超过25万的住户饲养宠物,每年的宠物花费超过10亿港币。就宠物保护而言,香港可能拥有最严苛的法律,《猫狗条例》禁止屠宰猫狗,违者可处罚款5000元及监禁6个月,虐待动物可入刑3年。除了若干流浪猫狗类协会,这里还有一个名为“兔协”的组织为被遗弃的兔子服务。走在这座以狭小拥挤、住房紧张著称的城市里,可以感受到人与宠物的亲密关系——从半山豪宅区到为贫困者提供的公共屋村,总能撞见遛狗的人。按一以贯之的逻辑,给宠物一个体面的葬礼,也成了一种主流需求。只要香港的宠物文化没有消失,宠物殡葬的生意就不会终止。
“专业服务”
宠之天国、再见宠儿、彩虹桥……仅从名称上,大概可以猜到哪家公司是做这行的。他们一般不会使用殡葬这个词,而是称其为“宠物善终”,这是一个好听但却容易让人困惑的说法。从流程上看,这门服务像是通常所说的“殡葬”的简化版本。
与殡葬业一样,这行招人不易。陈国基招进一个司机,上午来上班,下午脱下工作服就跑了。“彩虹桥”是一家小公司,只有两个员工,老板蔡济忠说,成立的4年时间里,员工来来去去十几人,有些才干两三个星期就走了。
至少,有一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若想在这个行业做得长久,你最好也是宠物爱好者。“否则没有同理心。有一天我自己的那条狗死掉,我会想你把每一个骨头都捡出来,我不想你随便捡一捡就完成了。”蔡济忠说。他从事过金融工作,但出于兴趣,2011年从上家接手了“彩虹桥”。他家里养了7条狗,20多只猫,他喊得出每一个的名字。
▷陈国基至今火化了12万只宠物。对于主人来说,每一个宠物的故事都是独特的
员工辞职的原因不外乎“老婆不喜欢”、“妈妈不喜欢”或者“女朋友不喜欢”。“这个行业不起眼。”蔡济忠说,这已经是种委婉的表达了。有个人曾跟了他两年,有了孩子不久就辞职了,因为妻子总嫌他脏,每晚要求他洗澡之后才能抱小孩。
尽管人员流动大,有位入职不到一个月的员工因为多次和客户一同哭,陈国基还是坚持劝退了。“你对他没有帮助。”他认为员工控制不好情绪的举动不专业,会让*面变得难以收拾。眼前的这个中年人身材矮胖、头发梳得油亮,曾经经营过餐馆、做过摩托速递员。他勤奋、健谈,不拘小节,有一点儿市井的狡黠——符合想象中的那种从低微处起步奋力致富的商人的特质,陈国基还上过一年所谓的心灵成长课程。但现在他首先视自己为专业人士。采访时,他的口头语是,“我很专业的。”他有时还会骄傲地拍拍胸脯。
一些宠物殡葬公司还提供宗教服务。在火化前,有身着黄袍的道士前来燃香念经。客户如果选择定期举行的骨灰撒海,道士也会随船做一场法事。但陈国基的“宠之天国”不设此类服务。也许,这么做多少有点利用信仰赚钱的嫌疑。“我的原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流露出明显的轻蔑神情。他的专业里,不包括念经。
专业服务要诀第一条,要快。
蔡济忠的“彩虹桥”因为规模小,职位不作区分,每个人都要承担所有职能,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人每周值守两晚。但他与同事的区别是,他出夜班接尸体,直接从家出发,其他人则会先开车来公司换车。除了老板,没人愿意私家车的后备厢里装着动物尸体。
▷焚化炉重达六吨,电梯运送不上,需要分拆零件重新组装
接来的尸体会入库。公司有个温度保持在零下18度的小型冷库,储物箱顺次码放,从地面堆积到一人高,可以将其理解为停尸间。通常排期不超过两三天,宠物将被火化。
宠物们都有毛毯盖着,状态有点像睡着了的样子。但它们送达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有血,我们会擦干净,把它(的毛)梳好,喷点香水。”蔡济忠说。遇上车祸死亡,情状会比较惨烈。他曾处理过一条狗,被碾轧成了两段,内脏暴露在外,眼球掉出来了。他用毛巾将断裂处裹好,再盖上条被子。他告诉主人,不要抱起来。
储物箱上有贴纸,记录送达时间、编号。每个宠物都有名字。“茶茶”是条松鼠狗,“Boby”是条金毛犬,“猪仔包”是只英国短毛猫……还有“妹妹”,它是一只刺猬。
他接收过的最小的宠物,只有半截小拇指那么大,通体透明,那是树蛙。主人共养了三只,取名甲、乙、丙。另两只后来死掉时,也送来火化。“烧出来也有东西,很少很少,能看到腰椎!”陈国基说,“我很专业的!”
若是打开一道厚重的铁门,通往他们叫“工厂”的地方,感觉完全变了。两个6吨重的焚化炉轰鸣,同时作业,从早上9点烧到晚上11点。一排柴油桶码放在窗台边,显示出这是个高消耗的行业(“彩虹桥”老板蔡济忠承认每月油耗在1500升)。冷库也修在“工厂”里。陈国基说他已经做好了环保处理,但整个空间里仍飘着一股焦煳味道。每天,这里处理超过20具尸体。
单独火化的价格起步在1800元,大型犬类按重量收取2500-2800元。如果客户不打算取回骨灰,也可选择集体火化(四五只宠物一起),每只价格在880-1000元。
火化的过程都通常在一个小时以内,一旦处理得不好,三四个小时也是可能的。用陈国基的话说,这是个专业技术,需要用心研究与学习,也存在商业秘密——他最近在教员工如何把仓鼠烧得完整。公司请了4个操作工,他早已不再亲自上阵。
说话间,一只猫火化完成。取出托盘,上面只剩白骨,但根据排列位置与形状,依稀可辨认出它是猫。工人开始挑拣骨头,放入粉碎机打磨成粉,一般宠物不过两汤勺的骨灰。
陈国基没试过火化马,他也不打算接这样的活儿。因为马太大放不进焚化炉,有同行把马砍为两段进行火化。“哎呀,砍开啊,我接受不了。”他摆摆手。
客户
骨灰有四种处理方式,由客户决定,可以撒到维多利亚港的海里,可以撒到某处只作此用途的乡间花园里,可以自行带走,也可以交一两千元,放到殡葬公司的骨灰存放柜(或称“灵位”),同时摆上相片与纪念卡。公众假期里,很多主人会来探视,并带上爱宠生前喜欢的零食、玩具甚至矿泉水,放置在骨灰盒边上。蔡济忠对一个男人印象深刻,他每周都会来,在宠物骨灰存放柜前坐上一会儿,然后离去,自始至终是沉默的。
本质而言,这个工作是与人而非宠物打交道,总能遭遇各种各样的人。
警察也找上门来过。
一切最终都顺利解决了。在半山豪宅,他和主人一起,把200斤重的猪搬下天台。“足足烧了3个小时,它很肥,流很多油”,骨灰最后没装满一个碗。那个高速公路上的男人只是路过,看见了被车撞死的狗,于心不忍,“集体火化就可以了”,他交代说。警察不是来找麻烦的,而是带着“伙计”。**并无对警犬尸体的处理指引,但带它的警察会选择交给宠物殡葬,那笔钱也是大家凑出的。为此,陈国基的电脑存有警犬队的徽章图样,他打印出来贴在骨灰盒上。
▷火化完成后的猫骨,依稀可以分辨出头、腰椎、尾骨以及爪
至于那只消失的死鸡,是被清洁人员收走了。陈国基与那家人都赶紧跑到楼下的垃圾桶,翻开来一袋袋地找。那女人说,“如果掉了一条黄金项链,我都不会找了。”好在,他们终于找到了。
后来,与这家人的聊天时,陈国基得以知晓那个完整的故事。女人出嫁时,陪嫁品里有一公一母两只鸡,就当宠物养起来。但公鸡清晨打鸣不断遭到投诉,女人的母亲把公鸡带到菜市场,给了鸡档老板100元钱,请求他杀掉这只鸡,只有一个原则,不能吃掉。那只母鸡陪主人度过了接下来的7年。至此时,主人已经知道宠物殡葬公司的存在。
“这是好多年前的故事了。”陈国基笑着说。
两三个月后,那女人告诉陈国基,她又重新开始养狗了。
尝试
在欧美,宠物殡葬早已是个发达产业,还有行业协会以及会刊。上世纪90年代初,陈国基夫妇投奔移民加拿大的亲戚,在那里开过几年餐馆。当亲戚聊起附近有个农场主将十几亩地做成了宠物墓园,陈国基还很好奇地专程去看了一趟。全是土葬,他看到的是一块块竖起的墓碑。他问农场主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对方说,火化。
那还不是互联网的年代,尽管饲养宠物多年,陈国基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此前他养过的猫死时,他跑到西贡山头,找处没人的地方就给葬了。但过了几年,他心情不好,想去看看他的猫,才发现那里已经建起了西班牙式的洋房。他为此感到愧疚。
陈国基试探着打给歌连臣角坟场——至少那里有焚化炉吧,对方却让他打给**辖下的屠场。后来他才知道,屠场焚化炉的本意是为了防疫,给市民提供宠物火化,只是附带服务。
陈国基是个心思活络的人。香港回归前有一波移民潮出现,他就试过开辟代办式快递服务,送申请表上门,等填好后再交给领事馆。很快,他把快递与火化联系起来,从主人处接宠物尸体,火化后送回骨灰。搭档们嫌晦气,都不愿意做,他就独力做。通过在报刊登广告,生意慢慢就有了,每月十单八单。直至1999年,**停办坚尼地城屠场,陈国基决定自己来干快递以外的部分。那时,一家名为“再见宠儿”的公司,也开展起火化业务,后来一度近乎垄断市场,但因为弃尸街头的丑闻而受到重创。
每一个宠物殡葬公司都少不了被投诉的经历。噪音大、气味臭、有黑烟,是常见的投诉理由。以上问题的解决关键,取决于焚化炉。
陈国基吃过亏。第一台炉子是花十几万元在东莞找私人定制的。买来才知道不实用,2个小时才烧掉一只猫。大厦管理员也找上门来,说有怪味。白天不敢烧,晚上10点后开工,一直烧到夜里三四点,像毁尸灭迹的贼人一样。用了一年,陈国基受不了了,到广州找了号称曾在重庆兵工厂干过的工程师,花28万元再造一台。这回速度快了,但令人恶心的气味还是挥之不去。
“后来听人家说,烧人的炉是达标的,”陈国基说,“我就问烧人的炉哪里有卖。”
2006年,他去了上海。一下飞机,卖家就带他去了殡仪馆。那是一次惊悚的经历,用实地考察的方式,他近距离观摩了人体火化。站在炉后,打开钢窗,他看到的是烈火中死者的后脑勺,想的却是烟与气体怎么走。
那个定制的焚化炉有6吨重,电梯运不上,是零件单独运来再组装的。排气问题解决了。陈国基声称这行全香港只有3家公司采用的是烧人规格的机器。
困扰不止于此,在牛头角的工业区,他的公司搬过3次家。前两次是被业主赶跑的,愿意把厂房出租做这种事情的人概率不会太高。第三次,他自己买下了房子,站出来抗议的,却是整栋工业大厦的业主立案法团,说他违反了公契。后来他搬到了一个楼龄40多年的大厦里,底下6层全是洗烫衣服的工厂,才暂时安定下来。“重新在这里开始,我亏损了大约五六百万元。”他说。
正是为了避开类似麻烦,有些公司选择远离市区。蔡济忠的“彩虹桥”位于新界偏远的屋村,公共交通无法到达。场地已经租了4年,但他也考虑过续租问题,因为附近正在修一个别墅区。
好在在香港这不是一个非法生意,像其他服务行业一样,可以注册、刊登广告,经营并纳税。只不过,**找上门的机会多一些——环境部门时常来检查,发现冒黑烟就罚款2万。
2008年起,陈国基就尝试在广东复制他的生意,但至今没有成功。“我常常和人谈,怎么拿这个牌照,怎么通过环评,但没有哪个*能发一个牌照给我。人体火化是民政部做的,规范很严的。”他说,“深圳不行、广州不行,佛山也不行。不能像香港,放在一个工厂大厦里。”
但陈国基还在做着种种尝试,要调和其中的矛盾。这是一门被四邻嫌弃也可能有环境污染的逐利生意,但也是一次心灵慰藉之旅。他相信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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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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